袒护陷害说。当代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对妄说吴缜撰《纠谬》动机也有一说，他说：“欧阳修为北宋显学，王明清尊崇欧阳修至说欧阳之父决不出妻，为李心传《旧闻正误》所纠。此处仍是袒护欧阳修，不满吴缜，其言也未必可信。……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其学派势力至南宋也还存在。吴缜因作《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其必为欧阳修的门生故吏所排挤无疑。”（柴德赓《史籍举要》）认为吴氏冤案是欧氏门徒为维护师尊而有意陷害所至。
惊诧妄猜说。吴缜在《纠谬序》及《进〈纠谬〉表》中，针对《新唐书》中“善恶多相异之辞，纪传有不同之事，虚实详略，年月姓名，阙漏重复，抵牾驳杂”、“抵牾穿穴亦已太甚”等问题，每每“感愤叹息”、“常切私愤”，从而在《纠谬》一书中诘难考驳，措词尖刻异乎常情。尤其是“常切私愤”和“感愤叹息”，人们对其感愤不能理解而产生妄猜，捕风捉影之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吴缜撰《纠谬》的真正动机，是针对《新唐书》修撰中的失误、问题而发的，正像周中孚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至于言辞中意含讥刺，弹纠中过于苛细，正所谓人们常说的“欲事改修，自不能不痛加指斥”。吴缜“颇欲为欧、宋之诤友”（清·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实非心量窄小之人。他作《纠谬》弹劾《新唐书》，正是他对史书态度的集中反映。
首先，吴缜对修史要求很高，认为史书受到后人诋斥是正常的。他说：“史才之难尚矣！……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徒，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修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吴缜《纠谬序》）认为史书受人抨击是常情，即使是备受人称誉的“前四史”和史学大家刘知几的著作都不免后人诋斥，《新唐书》也莫能例外。而且，他从刘知几撰《史通》，批评历代修史成败和史书优劣，从而阐述自己的史学主张中得到启发，自己另辟蹊径，寓批评于专书考辨之中，言之有据，以便更能服人，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既然有错就应改正。吴缜认为《新唐书》之修撰，令人失望。宋代重修《唐书》，有《旧唐书》作参鉴，辅之以新出史料；又开史馆专修，前后历时十七年，以欧、宋大家主之。此书本应修撰得较好，更何况书成后又自诩“文省事增”、“义类凡例，皆有据依”（曾公亮《进〈唐书〉表》）。吴缜进行实际考察，认为并非如此，故“从吏之暇，披卷以寻”（吴缜《进〈纠谬〉表》），仅以本史自相质正，纠出谬误四百余条，分门别类，编纂成书，正是可取之举。
当然，吴缜在弹纠考辨之中，是否非要言辞尖刻，意含讥刺不可，则值得商讨。平心而论，《新唐书》规模宏伟，卷帙繁富，勒成删定，非出一手，其中抵牾舛驳之处，势所难免，这也是不必讳言的客观事实。吴缜弹劾《新唐书》，如果纠所当纠，言辞又不太过火，就不会授人以柄，为同仁所指摘。正如钱大昕所说：“新史舛谬固多，所纠非无可采，但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意，则非忠厚长者之道。”（钱大昕《纠谬跋》）
综观诸家对《纠谬》评价，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贤者讳”而私存偏见，更不能因人废言，因事废著，应该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纠谬》对《新唐书》所纠究竟正确与否，才能得出合乎理性的评价。正如柴德赓先生所说：“学术问题，当从学术本身研究讨论。吴缜既作《新唐书纠谬》，应当看他所纠的是不是谬，不必问他对欧阳修是否有成见。先从枝节问题予以打击，不再齿及他的论点，这便是排斥异己，压制思想。”（柴德赓《史籍举要》）
二、吴缜为《新唐书》有功之臣
《纠谬》与《新唐书》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新唐书》条有如下说法：
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破，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拿，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抵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认为《新唐书》纵然有诸多失误，亦属常见，不足为奇；吴缜所纠，虽有可取处，但也是一家之说，仅可“存备考证”而已。我以为，此论有偏见，所说理由，不能服人，有因人废言之嫌（四库馆臣也认为吴缜是泄私愤而作《纠谬》）。所纠为常见之误，并不能贬低《纠谬》的成就；而越是常人视而不见的错误，才更应纠正，这样，史书才能日臻完善，就这点而言，吴缜是《新唐书》的有功之臣。
《纠谬》一书，分二十门，共计四四九条，就《新唐书》在编纂上的前后矛盾、剪裁不当，以及史实脱误、史例不明、文字乖谬四个方面进行纠驳。所纠《新唐书》谬误四四九条，不乏精审卓识，可供后人参鉴者颇多。
其一，弹劾编纂有据，深中其病。如自相违舛，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者，卷十“吴凑韩皋传不同”条：
《吴凑传》云：“贞元十四年夏，大旱，谷贵，人流亡，帝以过京兆尹韩皋，罢之。即召凑代皋。”今案《韩皋传》云：“拜京兆尹，奏署郑锋为仓曹参军。锋苛敛吏，乃说皋悉索府中杂钱，折籴粟麦三十万石，献于帝。皋悦之，奏为兴平令。贞元十四年大旱，民请蠲租赋，皋府帑已空，内忧恐，奏不敢实。会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诉之。事闻，贬抚州员外司马。”由此言之，则皋之为京兆无政之甚者，而《吴凑传》所云，乃似皋本无过，而德宗以之为过。其意殊与皋传不同，书法如是可乎？一事两见，评析本应一致，京兆尹韩皋被罢职因由说法不一，是“无政之甚”还是“本无过，而德宗以之为过”，前后叙述矛盾，作者又怎能自圆其说？
其二，考证史料精到，辨析入微。这里仅举卷一“以无为有”门“代宗母吴皇后传”条的考辨为例，《新唐书》记载宰相李林甫阴谋不测，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内忧，玄宗与高力士见其宫不整，故恻然为太子选配偶，于是生李豫（后为代宗），生后三日，负姆嫌其丑陋，便取他儿代之，而玄宗不乐。吴缜便举出四条证据反驳其说。1，据本纪，李豫生于开元十五年，李林甫开元二十年才当宰相；2，李豫生时，其父李亨也不是太子，至开元二十六年李豫十二岁才为太子；3，太子之宫有典司之人，不可能不整饰；4，负姆换儿，纯属小说家言，天子的皇嫡长孙岂能轻易更换。所以断言，《新唐书》之说，漏洞很多，“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这条考辨，很有说服力。其它如清人李慈铭举出吴书“据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辨六年京师死囚四百之谬；据高宗年辨《孝敬皇后传》称萧妃女义阳、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之谬；据王承宗反及李吉甫再入相岁月辨《郑絪传》言吉甫谮絪漏言于卢从义之谬；据杨子琳、杨惠林二人时地先后，辨《刘昌裔传》、《戴叔伦传》以子琳作惠琳之谬；据《穆宗纪》及《刘总传》、《温造传》、《崔植传》，辨刘总所纳卢龙军八州九州七州不同之谬；据《玄宗纪》及《韦庶人传》、《刘幽求传》临淄王以夜入宫诛韦氏，辨《安乐公主传》所称方览镜作眉闻乱之谬；据《张孝忠传》载其子茂宗尚公主孝忠遣妻入朝执亲迎礼，辨《蒋父传》所称茂宗尚公主母亡遗占丐成礼之谬”，考证精审，“皆有功于史学甚大”（《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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