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史家之忧的思考
宋代史家还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史家之忧做进一步思考，从而拓展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空间。
苏辙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注：苏辙：《历代论一》，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一○，六八八六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苏洵、苏轼、苏辙号称“三苏”，以文学名于世，但他们确与史学有密切关系。苏洵撰有《史论》三篇，他在上篇中写道：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注：苏洵：《史论上》，《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六六八页。）
通观全篇，苏洵主要是阐述他对经与史的关系的见解，但他起首便讲到了史家之忧及忧之所在的问题。苏洵认为，史家之忧是“忧小人”，因为只有“小人”才需要惩劝，而君子则无需褒贬便能自觉懂得惩劝的。他还以“梼杌”是四凶之一及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见解。
苏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归结为“其有忧”、把忧之所在归结为“忧小人”的见解，这是过于狭隘了。他以楚国国史《梼杌》之名为证，亦甚牵强，一则与晋之《乘》、鲁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则“梼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名之一。（注：《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孟了·滕文公下》。）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书只是用来惩劝“小人”而与“君子”无关。晋国的韩宣子曾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注：《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本人也读史书，所以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至于《春秋》，绝不止是给“乱臣贼子”读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为人君父”、“为人臣子”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不可以“不通于《春秋》之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迁父子作史的旨趣来看，他们的境界之高、视野之广，与苏洵所论确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苏洵提出了史家之忧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若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关注的时势，对他的上述见解就不会过于苛责了。苏洵在《论衡·远虑》一文中论君臣关系和“社稷之忧”，从另一个方面透露出了他的忧患之心。他写道：
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一旦有猝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六三三页。）
显然，这种君臣关系和这种用人原则，自然令人堪忧，而且的确是属于“社稷之忧”的范围的。苏洵还强调指出，从历史上看，君主只有任用“腹心之臣”，才可应天下“不测之变”。可见苏洵所关注的“社稷之忧”已突破了他所尊崇的史家之忧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洵关于君臣关系之忧等等，是有人与之共鸣的。曾巩与宋代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并担任过史馆修撰之职。曾巩之忧当是史家之忧的一种反映，而他的一些见解恰与苏洵有相同之处。曾巩在《说遇下》一文中写道：
近世自王公大臣之进见，皆俯首侧身，屏息以听仪相者疾呼姓名敕进，使拜舞已，则立而侍。设有宴享，则郎中以降皆坐于庑下，与工祝为等仵，王者遇之，体貌颜色未尝为之变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其于进退疾病死丧，本尝皆备其礼也。自公卿莫能得其从容，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间然可知矣。至有罪故，则又困辱而刑之。此所以使偷安幸进之利深，无节自薄之俗胜，百官之于上，苟若而已，能无因败而利之者邪？国家之治最甚已，可无变欤？（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八五九页。）
如果苏洵所披露的君臣关系的淡漠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曾巩所描述的这种关系就很形象具体了。可以想见，这种关系笼罩下的政治决不会是强有力的政治，其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和效率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曾巩的这些见解，确乎是“社稷之忧”，反映了他深刻的忧患意识。
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同最高统治集团的思想状态、运转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这一点，是应当重新做出估量的。曾巩在关于用人问题上，也同苏洵有类似的见解。他在《治之难》一文中指出：“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参非庸者也，虽有，正人弗病也。”反之，情况就不一样了，“可得天下国家之安乎？”他根据汉代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认为：“鸣呼！治之难也。以此视天下者，不观小人、正人、贵贱、升黜，观其用否如何耳，则治乱审矣。”（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八六八至二八六九页。）从这些话来看，曾巩所论与苏洵也有不同处，苏洵是“忧小人”，曾巩认为“小人”、“正人”总是会有的，而所当忧的是“用否如何”，这就比较切合实际了。
同曾巩比较起来，欧阳修的忧患意识也是史家之忧的突出反映。欧阳修曾撰《原弊》一文，指出：
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其为术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之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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