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常有余”、今者“常不足”的差别，是不同的政策造成的；而造成“今”与“昔”政策上变化的具体根源又在于“众弊”的存在。“何为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但是，弊端还不止于此。欧阳修进一步指出：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为浮巧之工，与夫兼并商贾之人为僭侈之费，又有贪吏之诛求，赋敛之无名，其弊不以尽举也。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天下几何其不乏也！（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一○三二页。）
众弊丛生，天下匮乏，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严重的“社稷之忧”、“天下”之忧。欧阳修还进而分析了“不量民力以为节”关键是“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不量天力之所任”即“不知水旱之谓也”。他在本文末写道：“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这反映了史家之忧的积极意向。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史家的忧患意识在历史撰述上和社会影响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从历史撰述上看，史家的忧患意识往往同他们的历史思想变化结合在一起，因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注：《史记·平准书》后论。）。从社会影响上看，优秀史实因有上述思想为指导，其历史撰述则必须贯穿着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旨趣，使后世读史之人亦能产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的社会功用总是伴随着人们的忧患意识而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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