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审美的实质
历史审美与艺术审美虽然面对同一客体，但审美实质又有根本的区别，这是因为艺术审美在于主要以虚构典型形象给人以心理愉悦，而历史审美则必须是对历史人物、历史文化氛围的真实存在进行合目的性、合规律发现和美的评判。审美对象既是历史客体本身--历史人物和过程情节都确曾发生过的真实存在，美学审美也只能严格遵循固有时空秩序和发生过程去探寻和升华，完成求真与审美的对立统一。历史真实有时比艺术真实更丰富，更富于逻辑性和可信性，因而历史审美从文化底蕴来说又高于艺术审美而直接切入历史精神的内涵，尤其在对人类的精神境界作价值扬弃方面更是如此。
在历史审美中，主体心灵的出发点是善的情感。善是中国先秦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孔子曾指出“尽善尽美”的著名命题，将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善”与伦理化的心理美感视而为一。古希腊哲学史上，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也都对“善”这一伦理学概念作为阐释。现代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在评论历史进步与善恶关系时又有另一番解释：“真正的答案不是把进步理解为从恶到善的过渡，好像是从一种状态过渡一样，而是把它理解为从善向更善过渡。从更善来看，恶就是善本身”[②c]。克罗齐对“善”的解释基于历史主义哲学而非伦理哲学，认为历史进步发展的本身就是“更善”无疑是深刻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人类情感往往在感性直觉上很难迅速接受这一以“恶”为杠杆的“更善”现实，而更倾向于那些虽与历史走向相悖却以善德传世者。伯夷尝拦马谏抗周武王东征伐纣，后周武灭商后，伯夷义不食周粟乃到饿死，被孔子称为“至贤”，司马迁对“善”的被亵渎和毁灭，对“恶”的横行与得势这社会伦理悲剧现象深感痛愤，《伯夷列传》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极施善人，其如此哉！盗跖自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觉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善！”[③c]。这一系列历史悲剧使太史公深感困惑与愤慨，因而有了对“天命”的诘问。既然人类的天性是善的美德，而善的被压倒也就是美的毁灭。以善为美的历史美学观实质上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朴素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评论历史活动的成败向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是“不以成败论英雄”前者偏重于历史结果的事功评判，揭示的是胜利者的唯我独尊、唯我正统；后者给予的则是富于人道主义倾向的情感审美评价，是评价主体善心的反映。
如果说“善”是历史审美的主体心理基点，那么“悲”则构成了历史审美的情感渲泻方式。历史的悲剧性是历史美学的重要范畴，从历史哲学来看历史更多的是以悲剧实质发展前进，人也是悲剧的社会关系总和，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社会悲剧以及谁也必须最后面对的死亡悲剧决定了人类悲剧意识的主旋律[①d]。因此，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和忧思，对人生短促历程和价值意义的思索，构成了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反复思考的永恒主题，这一主题不仅在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常有凸现，史学著作有着更真实的揭示。《史记》112篇人物传记（包括合传）中，悲剧人物竟达120余人，[②d]许多篇章至今读来犹使人为之悲凉怆然。因此，《史记》与其说是一部记传体通史，倒不如说是一部长篇悲剧史诗。历史本身的悲剧性决定了《史记》人物的命运和悲剧格调。
历史的发展常常以残酷为代价，其前提永远以“恶”作为开路先锋，因而黑格尔甚至说“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在历史的发展演进及其主体情感中，历史主义与人道主义，历史与道德之间总难并行不悖，其表现出来的永远是历史与道德的冲突，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变革年代、“恶”必然要引起一部分人对于传统的神圣事物被亵渎、传统的“善”被践踏的崇高义愤和反抗，历史上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结束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割据战乱，从历史理性评价，实乃千秋伟业，秦始皇乃千古一帝，但后世人们对此往往很难作理性评判、而将更多的同情惋惜倾注到最终失败覆亡的楚、赵、燕等国，为某些反抗秦国而失败的悲剧人物一洒同情热泪。荆轲刺秦难遂千秋为之痛惜，一曲“孟姜哭长城”在民间传唱千年不衰。在这里，道德情感高于理性评判历史审美总是压倒冷酷的事功肯定。成功者未必都使人喝彩颂扬，失败者往往能流芳百世，受人同情怜惜，这是人类一种特有的历史审美文化心理也是悲剧美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传统史学对秦始皇、汉高祖、隋炀帝、明太祖、明成祖等功利人物的情感否定，对屈原、项羽、李固、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悲剧人物的推崇褒扬，正是这一历史审美文化心理现象的反映。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悲剧人物大多具有非凡的将略才干，高洁超然的人格心灵，真挚豪放的内心世界，如上述系列人物等，他们走向最后的失败和毁灭，既深刻揭示了历史悲剧的实质，又以其悲剧命运归宿彰扬了悲剧类历史人物深层文化价值。其悲剧命运之所以产生强烈的社会震撼和长久的历史回应，触发的恰是审美主体的悲愤情感和善的情愫。
四、历史与审美的对立统一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自威廉·狄尔泰以来西方学术界争论已由来已久，但不无遗憾的是在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却有着异常的沉默，似乎历史学作为科学的概念早已天经地义、不容置疑。实际上对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回避与淡漠，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史学理论在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方面的僵化和缺陷。
我们认为，历史学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及其历史社会及内在关系规律方面，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是成立的，但在历史的表现形式及其价值内涵方面，历史表现更多的是它的艺术性，历史学的终极意义也在它的审美价值。
从史源学角度考察，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史学最早与诗歌同源同流、血肉难分，因而列维·布留尔认为诗歌与史学是人类最早产生的精神文化形态[①e]。在希腊神话中，主司历史的女神的克莱奥（Clio）即属缪斯（Muse）之列，而且位居九位缪斯（艺术女神）之首。可见古希腊将历史当作一门艺术看待，是艺术的一个分支。那时，“人对历史学家要求更多的是诗人的才情、散文家的文笔”[②e]。古希腊将历史划归艺术的观点一直影响到近现代欧洲史学，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那篇论战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著名论文即以《克莱奥：一位缪斯》为题[③e]。现代西方史学深受直觉主义哲学思潮浸染，狄尔泰、柏格森、布克哈特、罗素、李凯尔特、卡西尔等都发表有历史属于艺术的言论。在我国，诗歌与史学起源也大致同时，中国史学的发轫之作《春秋》与最早的诗歌《诗经》几乎同时而略晚，因而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据研究现存《诗经》具有咏史意义的诗歌共有16篇[④e]《诗经》本身又是研究周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一部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体现了司马迁鲜明的历史审美理想[⑤e]。
现代西方历史理论认为历史是艺术的观点是基于历史不可重复性及其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反动。美国学者哈多克（B·A·Haddock）说：“历史唯一关心的事情是用纪事的方式描述一个个简单的事实，所以历史和科学没有任何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当然仍要具体说明历史是哪种艺术？需要解释史家的判断如何可能不同于诗人的判断”[⑥e]；哈多克以历史的单向性来否定历史的科学性未免失之偏激，但他提出历史属于一种特殊艺术却是颇有见地的。罗素认为“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应该是十分清楚的”[⑦e]。不过，罗素认为作为科学的历史，是从一种比较平凡的意义上而言的，“科学仅仅只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历史作为艺术，“才是她真正的奥妙和意义”[⑧e]。在某些西方史学理论看来，历史永远只是一个又一个单一历史事件堆砌而成的杂乱无序的过程，而史学又是认知主体对已消失过程的想象重构，因此历史本无什么规律、定理可言；历史发展的微妙、偶然、无序决定了史学永远难以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科学需要重复实验，而史学则需要感性直觉，这是二者对客体对象把握方面最本质的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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