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历史过程中主体作用的问题，实质上关联着史学界近年来一直未有间断讨论的“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是一个命题两种表述。在笔者看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人民群众与杰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只不过因时因地而异。在不同的历史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在不同的历史侧面，他们各自发挥了自己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历史创造作用。如果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历史创造作用，很难圆满地、完整地、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历史。〔16〕
与讨论历史主体作用相关联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对统治阶级与杰出历史人物的评价。后者更受史家重视，常有新论见诸书刊。关于前者，笔者认为：（1）从总体上看，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或轻视。没有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就谈不上整个人类文明。当然，评价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一定要同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联系起来考察，反对唯一论和任意夸大的做法。（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有较大差异。例如，统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和历史的衰败时期，前期、后期和比较稳定发展的中期，其历史作用的大小、侧重点是大不相同的。（3）要对统治阶级的整体与集团或阶层中的个别人物，始终采取既有联系又有分别的态度进行历史分析，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关于后者，史学界已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比较成熟的意见。如：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杰出历史人物，客观地分析功过是非，结合社会需要考察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等等；对历史人物进行阶段分析、阶级属性分析、角色分析、功过成份分析、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地分析，等等。有一点，我觉得应在历史人物评价中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动态分析，即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进行流向性考察，进行远期效果评析。史学界常常只对历史人物对社会的现实影响予以关注，而对其久远的文化影响重视不够。譬如，司马迁《史记》的通史观念和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品德，汉武帝奠定中华民族基本版图并培育中华民族的疆域观念，等等，世代流传，成为千百年来中华子民的文化信念和追求；而秦始皇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蔑视，刘邦对功臣的诛杀，等等，亦成为一种极有影响力的负面文化，积淀为一种有透射力的文化因子，千百年间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行为规范和政治价值观念。由此可见，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运用这一视角是有收益的。
三
历史发展的过程与活动于这一舞台的历史主体，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在史学研究这种特殊的精神文明创造中，历史学家是其认识主体。因此，史家主体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从事史学研究的主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即史家修养论），一是史家主体应该具备怎样的认识能力以及如何认识历史（即史学认识论）。
历史学家具备良好的研究素质的前提和基础，是史家主体的社会意识。历史学家的社会意识，就是史家主体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17〕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对历史学发展的负责精神。它要求史学家勤勉、客观、公正，关心社会进步与人类命运。任何有抱负的史学家，都希冀历史著述对社会发展有所帮助，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国古代的齐太史、晋董狐就规范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价值取向：“书法不隐”，“不虚美，不隐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孔子著《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就是这种价值观的践行。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表现为通过史学研究获取智慧和百折不挠地进行真理性认识，促进政治昌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它要求史家主体具备历史的通识，从历史发展的整体着手，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主题：如进步与倒退、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改良、公正与效率，等等。《春秋》、《史记》以至当代中外史学名著的产生，无不为这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所驱动。历史使命感是历史学家笔下的无穷力量，是活跃于史家主体血液中的文化因子。史家主体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统一，是真、善、美的价值标准在史学研究中的体现，是科学精神在历史领域的贯彻。它是史家主体确立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科研素养的坚实基础。
史家主体的社会意识，是其确立职业道德的基础，是其获得良好的治史素养的文化基础，成为一切进步历史学家的共识，本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德断言：从长远来说，历史学家的价值将“取决于他预测未来的眼光长远与正确的程度”。1950年，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莫里逊在发表就职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中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学家本行的责任主要是为他的读者或听众阐明过去。”史家主体的社会意识，是造就史家主体良好的素养的基石，已经引起了中国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刘泽华教授呼吁，历史学家“应该是通古今之变，关切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史学家应当以自己的智慧、见解与时代的需要进行平等的交换。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当代，而当代所提出的问题史学又很少关心，这样的史学不能不走向‘困境’，陷入‘危机’”，“关注现实与满足当代社会需要的史学研究，是历史学的龙头，其它都不过是龙身。如果龙头抬不起来，龙身就只能在水中拖曳”。这是切中弊端的警醒之辞。
史家主体的素养集中表现为知识的渊博性与思维模式的科学性。知识的渊博性是指：贯穿古今，打通中西；纵横文史哲，兼涉政经法，了解现代自然科学的重大成果；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厚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从科研范式上讲，它是打井式与掘湖式的结合。彭树智教授把它规范为“四训”和“五功”。四训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五功是：理论功底、知识功底、外语功底、古汉语功底、写作功底。“治史五功”是一个整体。一个史学家应当具有渊博知识、思路敏锐、哲理深邃、文笔隽永的素质和修养。思维模式的科学性，是指建筑在现代思维科学基础上的思维范式，它是以一定时代哲学为基础，以史学的研究方式、史学的智能结构、史学的价值认识和史学的审美标准为表现形态的思维过程。其中，史学研究方式与史家主体的智能结构是史学思维模式的核心部分。就史学研究方式而言，是指以史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为主，以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方法为辅的两者结合，它突破了史学研究中的单线性考察与单一方法运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与研究内容；就史学的智能结构而言，它是研究主体各种智能成规则、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为一个多序列、多要素、多层次的动态有机综合体，它是史家主体的德、学、识、才的有机统一，综合运用。
史家主体良好的素养在科研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就是：义理、考证、文章的统一。清人姚鼐所谓的义理、考证、文章，虽有特指，是从桐城派的学术眼光出发的，但却反映了深远的学术意境，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共性。在史学研究中：义理，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运用，得出创新的见解，体现出史家主体的理论慧识与理性的深刻性；考证，是指史学研究对把握史料的特殊要求，爬梳、整理、辨伪、取材，进行实事求是的工作；文章，是指合理的构架，准确地表达主体的思想，运用优美的语言吸引读者，行文走笔抒发深刻隽永的意境。没有深厚的素养，不能达到义理、考证、文章的和谐统一。
不论史家主体如何认识历史，都因他们对历史是否可以被认识的不同回答而被分为两大类群：可知论者的历史认识与非可知论者的历史认识，由此决定了历史学发展道路上的两大分野。在可知论那里，历史发展被看成一个有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有规律的，史家主体的认识表现为一个探求的过程，只要符合认识规律，历史是可以被认识的，因而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非可知论者认为，历史是杂乱无章的事件与人物的堆砌，人们只可能无限地接近历史中的个别，而不能复原历史整体，更不可能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学至多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