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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遗存本身是形象的……要透过遗存探讨考古学文化所体现的那部分人类历史规律时，首先得把形象的遗存和它们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关系译成语言文字”[（16）]。这就是说，遗存的解释是考古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它的基础是遗存的收集和整理，而它的指向则是完成考古学复原人类历史的目的。目前，遗存的解释往往是在比较下完成的，比较的途径主要是文献资料、民族学资料和实验性研究。在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有长期积累的文献传统和边远地区大量的少数民族生活的“活化石”，所以常常采取或比之于文献或比之于民族学材料的办法。而西方特别是北美，则因历史发展短暂和科学技术进步，多采用的是实验研究验证假说以及民族学调查相结合的办法。近年来，这种手段及其相关的理论也开始传入我国，如“新考古学”理论的引进、“民族考古学”的兴起等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为找到一种解释遗存的途径所作的尝试。但国外的各种理论和学派是否适宜于中国这块土壤，是否能对中国特有的遗存作出合理的解释，尚是一个有待验证的未知数。实际上，中国自己的一些学者也已在考虑如何解释遗存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当有益的考古学实践，象“区系类型”、“谱系”、“文化因素分析”、“历史文化区和亲族文化区”、“聚落”等等理论与方法的提出、借鉴与施行，即是如此。
    总之，遗存的解释与收集、整理相比，尚处在一个正在探索的阶段中。但既然存在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那么也就必然会产生出相应而且是完善的理论和方法。所以，这已不是一个有无和能否解释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注释：
    ①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79），上海辞书出版社。
    ②高广仁等：《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1期。
    ③张明华：《良渚玉符试探》，《文物》1990年12期。
    ④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孟宪珉等：《全国拣选文物展览巡礼》，《文物》1985年1期。
    ⑥蒋迎春：《9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9日一版。
    ⑦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报告》，《文物》1982年7期。
    ⑧ （12）严文明：《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史前研究》1984年4期。又：《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12期。
    ⑨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5期。
    ⑩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11）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张文同注（9）。
    （13）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14） （16）张忠培：《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年12期。
    （15）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