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志》三卷，应当是本於韦述《唐书》。其序文虽然追述了肃宗《至德历》、代宗《五纪历》、德宗《正元历》、宪宗《观象历》，并称“其法今存”，但紧接着写道：“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风、南宫说、一行四家历经，为《历志》四卷。”所谓的“前史”，既有《历志》，又包括一行历经的，只能是韦述的纪传体《唐书》。其傅仁均历经，是指高祖时《戊寅历》，行於太宗之世。李淳风历经，即《麟德历》，行於高宗之世。南宫说历经，即《景龙历》，为中宗时所造。一行历经，即《大衍历》，行於玄宗之世。由於《景龙历》“不经行用，世以为非”，後晋史官“略而不载”。他们“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本志的史源，序文交待得再清楚不过了。《新唐书·历志》较本志大增，通记唐代二百九十余年八次修改历法，还备录了一行《历议》十二篇，补充了反映中外历法交流的《九执历》及翻译情况。有关“三历法”的记载，两书志当互校。
《天文志》二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四二、四三、四四的相关记载同。《志》上自“玄宗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沙门一行改造新历”，至“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於集贤院，不复行用”的大段文字，与《唐会要》卷四二《浑仪图》载（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以下文字全同。志中所载“诸州测景尺寸”，自林邑国至蔚州横野军，除无河南府外，其余与《唐会要》卷四二《测景》相关部分，不仅正文相同，连小注也都一样。《志》下“灾异”中关於日蚀的文字，与《唐会要》卷四二《日蚀》的记载同，只是无宣宗以下的情况。这更加证明，本志是采自宣宗初年以前成书的《会要》、《续会要》了。其中的小有不同，当是辗转钞录中的疏略所致。关於彗星、五星临犯、星聚、流星、杂灾变等，大体与《唐会要》卷四三《彗孛》、《五星临犯》、《星聚》、《流星》等类目前半部分的记述相同，是采自苏氏《会要》相关文字纂成的。《志》下的“灾异编年，至德後”这一部分，则超出《唐会要》所记，不少内容都见於各帝纪。这一部分内容，极可能是後晋史官以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为线索，再参照《续会要》及司天台有关记载，综合编纂而成。说到《志》下一定参照了《续会要》，还有一条铁证未曾被人注意过。在志的结尾部分，有一项叙述太史局、司天台沿革、设官的内容。这本来是《职官志》的内容，在《职官志》二秘书省有详细记述。何以《天文志》下会有此一项叙“旧仪”的文字呢？原来，《唐会要》卷四四在记述各项灾异之後，专有《太史局》一目。稍加对照，便知《天文志》下的“旧仪”，是直接节录《太史局》之文而成。《新唐书·天文志》虽多一卷，但两书志互有详略，可以彼此补充订正。
《五行志》一卷，记地震、山崩川竭、水灾、雷电风雪、虫灾、火灾及杂灾变等，大体见於《唐会要》卷四二《地震》，卷四三《山摧石陨》、《水灾》上，卷四四《水灾》下、《木冰》、《螟蜮》、《火》、《杂灾变》及卷二八《祥瑞》等目类。除火灾有一条“大顺二年”事外，其余各事下限都无超出“大中七年”《续会要》成书这一年的。据此，本志也当是以前後《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而成。《新唐书》增为三卷，所记灾害现象超过本志。
《地理志》四卷，篇幅最长，虽其序文称“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但志中记府、州沿革，一般都是起武德，至乾元，然後列“旧领县”、户、口，再举天宝户、口。以这样的体例推测，最有可能采录於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本志与《通典·州郡典》、《唐会要·州县改置》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写法都不相同。而贾耽的《贞元十道录》虽然也是四卷，与本志分道、卷数相同，但却不见於《贾耽传》，後晋史官似未见其书，甚至不知有此书。两个方面的推测，都无法排除本志以韦述《唐书·地理志》为史源的可能性。志中个别地方记事，有至唐末者。如《志》一陕州大都督府，自隋义宁元年，写至唐哀帝即位。这是因为，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犯京师，“车驾幸陕州”，以为大都督府；天祐初，昭宗“驻蹕陕州，改为兴德府”；哀帝即位后，又复为大都督府。这些都与皇帝的行踪直接关联，因而破例记述，并源於实录，取材最方便。《新唐书·地理志》更为完整地反映唐代地理沿革情况之外，主要是在地志编纂体例方面的成就。就考察唐代地理沿革而言，两志谁也无法取代谁。
《职官志》三卷，主要记述代宗以前设官情况，但又未取韦述《唐书》。《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当时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代宗以後的制度，以德宗朝的变革补入最多。在“武官”一项中，记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六军统军、十六卫上将军，基本都是补述的德宗贞元年间的制度，主要采录的是诏敕等文献。《新唐书·百官志》较本志有增也有删，所增者虽为新的补充，却又嫌过简；而所删改处不仅不应该，还有重要失误。两书志各有特点，须当相互参校。
《舆服志》一卷，记玄宗以前制度，采自《大唐开元礼》各相关部分。其中，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与修礼官上奏、开元十一年冬中书令张说奏、开元二十六年肃宗升为皇太子以下的文字、仪凤〔二〕年太常博士苏知机上表以及崇文馆学士校书郎杨烱奏议，均与《唐会要》卷三一《裘冕》所记同。志中景龙二年七月刘子玄进议，又见《唐会要》卷三五《释奠》。志末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亦见《唐会要》，只是前半段文字在卷三八《葬》，後半段文字在卷八三《嫁娶》。据此，则本志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还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源。《新唐书·车服志》对本志有所增减，互为详略，当以本志参取新志，作为补充。
《经籍志》二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即其序文所说：“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新唐书·艺文志》扩为四卷，在每一部类都用“著录”、“未著录”来表明两书志著录图书的区别，颇有意义。
《食货志》二卷，与其它各志不同，没有前密後疏的问题。就其所记内容而论，代宗至宣宗之事详於玄宗及玄宗以前。在纂修《旧唐书》最初的总体计划中，只提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及经籍等九个志。〔15〕後来，在纂修当中以“礼志”为《礼仪志》，以“律历志”为《历志》，以“郡国志”为《地理志》，增《舆服志》、《食货志》。《舆服志》可以说是从原计划的“礼志”分离而成，《食货志》的增立，则是唐代注重“食货”思想的反映。後晋史官在纂修《旧唐书》的进程中，对於唐代社会逐渐有较深刻的认识，加之最後一任监修宰臣刘煦在後唐、後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要注意唐代中後期以来的钱豰、货物。因此， 增立《食货志》。食货制度变革最明显，不在唐前期，而在德宗前後，故其序文叙述到德宗，强调“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连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今考其本末，叙其否臧，以为《食货志》云”。这就是本志详於唐中後期的原因。其取材之源，主要是苏氏《会要》和崔铉《续会要》。《志》上记税制，自开元八年正月敕以下，二十二年五月敕、二十五年三月敕、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敕、广德元年七月诏、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建中三年五月增税钱、贞元八年四月加税、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大和四年五月崔戎奏，均同今本《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卷八四《租税》下两卷书所记。叙钱币，自建中元年九月至会昌六年二月，与《唐会要》卷八九《泉货》所记同，尤其是元和三年五月以下，除宝历元年八月一事外，一条不差。《唐会要》中，会昌以後尚有天祐二年事，自是王溥所补。而本志钱币事只到会昌六年，显然是迻录於崔铉《续会要》。《志》上所记其它制度，依次见於《唐会要》卷八八《盐铁》、《盐铁使》、《盐池使》等类目。《志》下依次对应於《唐会要》卷八七《漕运》、《转运盐铁总叙》，卷八八《仓及常平仓》，卷八四《杂税》，卷八八《榷酤》所记。对应於《转运盐铁总叙》的记事，自建中元年三月至大中六年，《志》下所记基本上是一条不差。该项下，《唐会要》尚有大中十年至天复中的记事，而本志则止於大中六年，表明也是源於《续会要》。统观本志记事，玄宗及玄宗以前，文字与《唐会要》多所不同；而德宗至宣宗，则与《唐会要》大都相同。这一事实说明，当後晋史官决定增修《食货志》之後，便取韦述《唐书·食货志》作为代宗以前底本，而取前後两《会要》作为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按照序文的思想纂集成篇。《新唐书·食货志》增多三卷，其俸禄制度为本志所无。而两书志都记述的基本制度，则异多於同，应细加参校，相互补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