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志》一卷，前文已经谈过，後晋诏修《旧唐书》的前二年曾欲纂集《大晋政统》，提到的《大中统类》、律令格式，即是本志主要史源。刘瑑《大中统类》起贞观元年，至大中五年，差不多已经是唐代的刑法通志了。本志除了简单追述高祖约法十二条、受禅制五十三条格、武德七年新律，即以太宗即位起详加叙述，迄於大中七年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表明其主要依据就是这两部《统类》。《新唐书·刑法志》较本志为简，当以本志为主参以新志。
综上所考，《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源的，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这在整个的两《唐书》研究中，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三
《旧唐书》列传的取材情况，比起“十一志”来更为复杂，历来也没有较系统的考察。虽然探寻起来很是困难，但也还是有不少线索可寻。
全书列传一百五十卷，若以点校本目录为统计依据，其立传者（包括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一千八百二十余人，周边政权四十五个。现就所见，分别考论。
关於人物事迹，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
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後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
吴兢在武则天长安年间曾奉诏参预《唐史》的修撰，玄宗开元中又“参详旧史，撮其指要”，撰成《贞观政要》。我们可以看到，《旧唐书》中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绩、王圭、魏徵、虞世南、马周等传，与《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所记此八人的主要事迹，除有繁简之别外，文字全同。其它篇章，也有不少类似情况。这表明，吴兢所参详的“旧史”，正是他曾经参预修撰的《唐史》，只是《贞观政要》“撮其指要”，因而较为简略罢了。由此可以推断：《旧唐书》中房玄龄等八人传记，与《贞观政要》同出一源，即吴兢参预修撰的《唐史》。
此外，人们通常爱举《刘仁轨传》有“史臣韦述曰”，用以证明《旧唐书》沿引“旧史之文”。再深入一步考察，则可以得出三点推论。一是韦述《唐书》是续吴兢等《唐史》而成，因为刘仁轨在高宗、武则天时为相，卒於垂拱元年，吴兢等在长安年间奉诏修《唐史》，自当为刘仁轨立传。而韦述上距刘仁轨卒七十余年，对刘仁轨一生事迹发议论，只能在吴兢等所修传记基础上进行。二是《戴胄附戴至德传》也本於韦述，因为《刘仁轨传》後的那段“史臣韦述曰”是将刘仁轨与戴至德作过比较的，而《戴至德传》又是有呼应的，印证着韦述所说“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三是与刘仁轨编在同一卷书中的郝处俊、裴行俭传也应源於韦述《唐书》，因为郝、裴二传是在刘仁轨传“史臣韦述曰”之後，而卷末未署名的“史臣曰”也将刘乐城、裴闻喜、郝甑山并称，与韦述称刘仁轨为刘乐城如出一辙。这种不称名而称爵邑的称谓，只出於本朝尊呼前辈，绝非易代之後史官之词。因此，郝、裴二传亦当源自韦述《唐书》。需要交待一点的是，前面已经叙及《裴行俭传》以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为素材、蓝本，是指原始依据。韦述因之，再补入裴光庭事，撰成史传。後晋史官两相参校，成为今天所见《裴行俭传》。张说碑铭、韦述史传，在这里俱可谓《旧唐书》某些人物传记的史源。
第二，韦述《唐书》以後的人物，後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
再以韩愈《顺宗实录》与《旧唐书》相关列传作一对照。《顺宗实录》中有七篇人物传，即卷三的《张荐传》、《令狐峘传》，卷四的《张万福传》、《陆贽传》、《阳城传》，卷五的《王叔文王伾传》、《韦执谊传》。这些人物传，都是规模完具、 首尾齐备的全传。对照《旧唐书》列传中的这几个人物，除了不记言论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型制方面的不同。《顺宗实录·张荐传》叙其祖父张文成，只有“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较《旧唐书·张荐传》少四百余字。其叙张荐本人，因韩愈只是“著其系於政者”而“削去常事”，〔16〕故此较《旧唐书》为简。《实录》中的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则与《旧唐书》卷一四九、一五二、一九二的相关各传基本相当，如出一辙，仅文字稍简而已。韦执谊、王叔文、王伾三人同在《旧唐书》卷一三五， 与《实录》中的三人传互有详略，虽写法不尽相同，但史实、规模并无差异，只是《实录》叙韦执谊较《旧唐书》多了一点其从祖兄韦夏卿的事。而韦夏卿，《旧唐书》单独有传。
《旧唐书》列传剪裁各帝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入人物传记中。《玉海》卷一七四《唐河北三受降城》条下，引有一段《唐宪宗实录》原文：
〔元和〕八年七月辛酉，李光进请修东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其兵於天德故城，李绛、卢坦以为：“城当积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候不接。虏忽唐突，是蹙国二百里也。’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这一大段文字，几乎被完整地迻录於《旧唐书·卢坦传》中。顺便提示一句，今本《唐会要》卷七三《三受降城》也记及此事，但稍简，又误作“元和十二年九月”，故知《旧唐书·卢坦传》这一部分内容源於《宪宗实录》。
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其纂集情况更难考察，只能提出一些线索，以备进行深入探寻。
後晋史官在审视唐代基本史料时，已经注意到国史、实录中传记“漏落”的问题。例如，在评述令狐峘所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时，特别指出：
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後，起居注亡失，〔令狐〕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後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