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创古籍理论研究新学科 堪称文献学一宗师
我国古代学者擅长考证和释理，不擅长创造新术语、新领域。浩瀚的古籍涉及到哲学、政治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方面面内容，但都被笼统地归于经史子集四部，而没有与近代学术相衔接的新学科。先贤整理古籍，实践有余，理论总结不足。尽管有少数学者作过某些尝试，如汉代刘向撰《别录》，南宋郑樵撰《校雠略》，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明代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清代王念孙撰《读书杂志》，但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传统的校雠学实际上没有形成“学”，只是一盘散沙而已。
当时代大潮把中国传统国学卷入到当代学术中时，国学面临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要么沉沦，要么走向新生。朴学（或校雠学》在保存旧价值体系的同时，需要创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序》感叹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治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伟大。”古籍整理的理论和方法需要科学化、现代化，这个任务落到二十世纪的学者身上。
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鹤声、郑鹤春编《中国文献学概要》，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论著，有开创之功。该书作者在例言云：“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伸明中国文献的地位与世界潮流之趋势，以总其要，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该书分别论列了目录、审订、学术源流、翻译、编纂，刻印，初步确立了文献学的框架。可惜，二位郑先生的响应者很少，他们后来的学术兴趣转移到其它方向。
张先生从蒙童开始就对历史文献有莫大兴趣，一生矢志不改。早在三十年代就走上讲台教授这方面课程，四、五十年代陆续推出文献学成果，七、八十年代致力于文献学队伍建设，直到他逝世，把毕生献给了文献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今的学者，一谈及文献学，首先就想到了“张舜徽”这三个字。文献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独立学科，能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这与张先生的贡献分不开。张先生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第一位博士导师，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首任会长，他在文献学领域的著述弘富，弟子遍及天下，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文献学的一位宗师。
张先生在文献学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
1.融汇各家，创立新说
张先生勤于笔耕，他全面总结了古代校雠学，系统建构了新时代的文献学。他在1945年排印的《广校雠略》是对旧学的总结。他在1982年推出的《中国文献学》是对新学术的建构。同时，他还出版了其他一些有关的著作。
张先生在1955年推出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古代典籍的教材，在此基础上，以后又推出了《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先生对典籍进行了新的分类，有通史类、断代类、实录类、政事类、制度类、学术史类、方志类、史评类、史考类等，他试图突破传统四部分类法，以便从新角度研究古籍。
为了帮助学人研习，张先生选编了《文献学论著辑要》，该书从古籍中精选了先贤的120篇精辟论述，涉及文字学、方志、避讳、类书、金石学、郭煌学等，汇为一册，这对于了解传统的古籍整理理论很有帮助，也显示了张先生的渊博和卓识。
张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中国文献学》。该书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很完备，有两个特点：（1）每一篇章都凝结着他多年的研究心得，包含了他由博返约的真知灼见。他在原始材料中发掘了好多年，不是靠二手材料写作。书中论列的人物和史料，往往是常人所不熟悉的。读其书，不能不感叹张先生的精深。（2）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文献学，把文献学框架基本建构完毕。诚如扉页上的《内容提要》所云：“本书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分十二编，六十章。除论述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和古代文献的流传及类别外，对版本、目录、校勘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论述尤为详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书中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最后两编，对今后整理文献工作指出了努力途径，提出了具体设想。”该书出版后，学术界频繁征引，视为文献学最重要的著作。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王余光、张家藩、洪湛侯等人的文献学教材，但无不视张先生的《中国文献学》为范式。
关于文献学研究，张先生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他经常谈及四个方面：（1）改造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帝王钦定的纪传体正史，不能仅仅标点完事，而应将史文重新写成定本，特别是《宋史》《明史》有必要改写。对正史的旧注要整理，并撰述新注。（2）整理地方志书。要将丰富的地方志书分类撮录，编写出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3）甄录古史遗文。从各种书籍中、旧注中、金石刻辞中搜集资料，去伪存真，取精用弘。（4）融贯诸子百家。要疏理周秦诸子、明清文集和笔记，分类丛钞，以助学术研究。这四个方面做好以后，可以编述内容丰富的通史，广泛为社会服务。这是张先生追求的目标和愿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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