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记载与《书序》和《史记》是有矛盾的。首先，《今本纪年》的唐叔献禾事在封卫之后，亦在周公致政之后；第二，《书序》、《史记》言唐叔归周公禾于“东”，而《今本纪年》，则“东”作“丰”。实际上，《今本竹书纪年》除了成王十年记“周文公出居于丰”之外，于成王元年还记“周文公出居于东”，这与《尚书·金縢》所说“周公居东”为一事。而“居东”与“居丰”却并非一事，《书序》作者和司马迁未见《纪年》，不详当时之事，遂将两者混为一谈。
《今本纪年》记唐叔献禾事合情合理，其叙灭唐、封叔虞也与《史记·晋世家》暗合。此外，说明唐叔封于成王十年的还有《国语》的记载，《晋语四》曰：“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又曰：“岁在大火，……唐叔以封。”《周语下》则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今本纪年》记武王克殷后第5年去世，第6年为成王元年，唐叔虞被封在成王十年，也就是说“王命唐叔为侯”在武王灭殷后第15年。按照岁星的十二星次，武王克殷岁在鹑火，以后第15年恰好岁在大火。是则《今本纪年》与《国语》正相吻合。
今之学者已经论定：《国语》所载的岁星所次“不合天象”，“它是战国初期晋、魏史官根据历史年数，依岁星十二年一周天逆溯来的”，“《国语》的岁次，以夏历为准，这是根据秦纳重耳岁在大梁、晋取五鹿岁在鹑尾确定的”。（注：白光琦：《西周的年代与历法》，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有的学者论证认为《国语》天象是后人伪造的。《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亦出于先秦时的晋、魏史官之手，美国学者夏含夷发现了《今本竹书纪年》中西周初期部分的一处错简（注：《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载《文史》第二十九辑。）。其论证细致精到，足能服人。只是他说这处错简是西晋学者在整理竹简时误排，其实，可能汲冢原简就是如此。因为《国语》、《今本纪年》都有此错，二者的年历同出于晋、魏史官，故有这种相同的错误。
此外还需要说明，如果以武王克商之年岁在鹑火，则此后第三年亦岁在大火，《书序》作者、司马迁可能都认为唐叔之封即在此年，今之学者也有人这样认为。古文献中有关武王之死年有克商后一年、二年、三年、六年和七年等不同说法，有人分析认为，这些异说可以归纳为两类，即克商后二年崩和克商后六年崩。克商后二年崩的说法原载于《尚书·金縢》篇，后被采入《史记》里，为较多史学家所接受，有学者称这一说法几乎可以视为定论。这是对的。武王克商后的第三年便是武王去世的次年，即成王初立之年，就是说成王元年岁在大火。如果唐叔虞受封于此年，显与事理乖杵太多，所以，还是应以《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唐叔受封于成王十年较为符合事实。
既然唐叔受封于成王十年，那么《今本纪年》所载唐叔献嘉禾在成王十一年也是合理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书序》、《史记》将《归禾》、《嘉禾》置于《大诰》和《微子之命》后、《康诰》和《酒诰》等之前便不妥当。进而，我们又可断定，《书序》所说《周诰》诸篇的次序是靠不住的。
（二）《金縢》、《大诰》
《金縢》与《周诰》各篇不同，它以叙事为主。笔者认为，该篇叙事跨三年（即从武王病重去世之年到成王二年），记述了成王对周公由疑而信的全过程。同时，从《金縢》篇中，我们也看到武王刚刚去世，形势就变得危急起来。成王年幼，殷遗势力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周公摄政，却遭致了各方面的疑忌，成王对周公有所顾虑，周公的同胞兄弟也生流言，欲联纣子武庚叛周，甚至召公、太公也疑周公。于是，为了周室的大局，周公不得不安抚各方，即《逸周书·作雒》所谓“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做了东征之前的各种准备。
《金縢》篇的记载为了解《大诰》提供了方便。笔者以为，周公居东为成王元年事，则《大诰》亦为成王元年事。然而，对《大诰》为何年事，历来也异说甚多，如郑玄以《金縢》所说“周公居东”为避流言而居东，认为成王迎归，乃伐管、蔡。他在《诗·东山》笺中云：“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畔，周公乃东伐之，三年而后归耳。”是郑玄亦认为《大诰》之作至少在成王二年后。
实际上，周公安抚诸侯，为东征作准备应在成王即位之初，这在史料记载中是很明确的。除《金縢》外，如：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元年……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
周公作《大诰》在武王崩后不久。《书序》述《大诰》之作正是这样：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史记》的记载也大致如此，《周本纪》曰：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蔡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
《鲁周公世家》又曰：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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