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氏以《金縢》之“辟”为避位，我认为不妥，除此之外，其说很是允当。周公之被疑，本在摄政之初。当时，不仅二公，连成王也对周公有了疑虑。成王二年秋，“天大雷电以风”，成王与二公发金縢之书，成王便彻底解除了对周公的怀疑。而召公、太公之疑，脱释可能更早。《金縢》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是周公在做召公、太公的工作，《君奭》极可能作于此时。《逸周书·作雒》说，周公东征前，“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是召公已相信周公，并帮助周公做了东征前的准备工作。
从《君奭》篇本文也能看出其作于周公摄政之初。《君奭》篇开头记周公曰：“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怀，若无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意思是说我们周朝虽然已受天命，但还不知道周的前景会怎样。这正是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的实际情况。因此，周公直接向召公叹道“君已曰时我”，对这句话，《伪孔传》的解释是：“叹而言曰：君也，当是我之留。”此言的背景正是召公对周公摄政之不悦。于是周公又以殷商以及周文王、武王为例论证有良臣作为辅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说服召公，以继续辅佐朝政。
《君奭》有“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言似乎是周公解释自己无意正式当政，而是要将前人的光美延及幼君成王。清人陈乔枞于此也发现了问题，他说：“周公以成王为冲子，自是幼少之时，若在复辟之后，则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岂得称为冲子哉！《尚书》篇次或亦不无错出，故《成王政》、《将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编于后，未可以《君奭》编次在《洛浩》、《多士》后，而遂以为作于致政之后也。”（注：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转引自前揭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二十一。）陈说是。
（七）《多方》
一般认为，《多方》在《无逸》乃至《召诰》、《洛诰》、《多士》之后，时间在周公归政的次年。清人孙星衍发现了这种说法有问题，他认为《书序》把《多方》篇列在《无逸》、《君奭》之后，前尚有《成王政》、《将蒲姑》二佚篇；《史记·周本纪》将《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及《多方》俱列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之后，与伐诛管、蔡非一时事，而《尚书大传》曰“三年伐奄”，按照这个说法，《多方》应是摄政三年事，当在《召诰》、《洛诰》诸篇之前。（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三，第459页。）顾颉刚先生也看到了这里编次上的不当。《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多士》则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可见，《多方》是刚从奄回镐京时讲的，《多士》是践奄之后，筑成东都，迁殷民于洛邑时讲的。所以顾颉刚先生说“两文在时间上很清楚地有着一段距离；《多方》应在前，《多士》应在后，本无疑义”（注：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实考证之二），载《文史》第二十三辑。）这是没问题的。只是顾先生误认为周公在摄政时期称王，《尚书》中的“王”亦指周公，这影响了顾先生对《尚书》中《周诰》诸篇相关问题的看法。
孙星衍以为《多方》是周公摄政三年事，《书序》疏引郑玄注亦认为“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事”，从而认为《多方》之作也应在成王三年。其实，这是因为其不了解伐奄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头。将《今本竹书纪年》与《多方》本文稍事比较，便可发现《多方》乃是成王五年之事：
《今本纪年》：“成王……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又，《多方》本文中还有下列两句已明确交待了该篇为周公摄政五年（即成王五年）之事：
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
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
这两句中的“五年”、“五祀”都是指成王即位五年，因为此两句是成王对“多方士”亲言或周公代成王言。《多方》是记成王对众方国邦君的告词，此时，奄国彻底平定，东方尽皆归周，周朝的安定已经取得。《多方》先言成王自奄归，然后宣诰诸侯，前后实有内在的联系。杨向奎先生以为《多方》的开头“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可能不是《多方》的开头，而是错简，又说《多方》中的“五年”、“五祀”乃是从周公摄政之四年以后五年，即成王八年，因为《尚书大传》言“四年建侯卫”，到此时，殷侯殷士已臣服于周五年了。（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0-152页。）笔者不同意杨先生的这个看法。
（八）《立政》
人们言《立政》篇第时往往与《周官》一起论说，皮锡瑞即根据《史记》以《周官》和《立政》二篇相接，连文为义，认为二篇为一时所作。笔者亦持这种看法。《史记》的记载是：
《周本纪》：“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
《鲁世家》：“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书序》的说法与《史记》相合：
周公作《立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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