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们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史料的搜集、校勘、辨伪、整理和考订。所谓“实证的”（Positive）在西方语言中的原义是指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因此，在他们看来历史要成为科学，除了要求史学家排除自我，纯客观研究之外，还必须要有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不可能作为历史家直接观察的对象，人们只能通过史料来观察。所以他们把是否重视史料，是否能扩大史料范围，看作是现代史学进退的关键。胡适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宫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8]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他把审定史料工作当作能否建立“信史”的根本标准。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一语，更明确道出了这一派史学家治史的真正旨趣。这一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诱使许多史学家就象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热衷于搜集地上地下的一切第一手资料（甲骨、金文、文献、档案）。这些资料一般所记录的是历史上的特殊的、个别的、只发生一次的、不再重复的事件。因此，他们认为不需要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不重视历史的解释和判断。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而不是哲学，如果“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而不是史学”[9]（第310页）。对于史料只能“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反对疏通和解释。因此，综观他们的治史方法，无论是胡适的“实验室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还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无论是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还是傅斯年的“比较研究法”和“自然科学法”；也不论是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还是陈垣的“版本校勘法”，实际上都是史料的研究法，并没有对历史作宏观上的理论考察。他们称史学为“科学的”主要是以其史料研究法的科学性而言。
第三，他们主张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在他们看来，“科学的”史学在学术发展方向上的特点是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专业化的科学，它不再是神学的婢女和政治上的附庸。历史学家不当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应当先提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6] （第25页）。傅斯年代表史语所明确表示，史学的工作“不是去扶持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而应超然于政治，作“无用的研究” [9]（第5页）。在这种治史旨趣的指导下，他们以“博学”、 “考证”和“专题研究”作为看家本领。这样一来，一方面使他们在各自的小块领地上精耕细作，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历史思想变得愈来愈狭隘，与大众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日渐松弛。
简而言之，强调客观，排斥主观；重视史料，忽视理论；主张求真，不问致用，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征。
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
这一思潮在20年代末逐渐兴起，是对实证主义思潮的一种反动。它是由梁启超、何炳松首发其难，朱谦之、张荫麟、常乃德、雷海宗、钱穆等随继其后，在三四十年代曾盛极一时，蔚然形成一股势力亦颇强的思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首倡“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第一人，他在这期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名动一时的论著，不仅对封建史学发起了猛烈而全面的批判，而且还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史学主张，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1918年底至1920年梁启超旅游欧洲，接触了法国柏格森“生命哲学”（梁谓之“直觉的创化论”）和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梁译“立卡儿特”）的史学理论，回国后，即向独霸史坛的实证主义史学公开挑战。他认为实证主义史学家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等同的作法是错误。因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学问。他说：“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作‘不共相’”，“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的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应该靠“直觉”“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显出“历史是整个”的[10 ]（第2页），并“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而不能只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11]（第5页、10页）。梁启超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虽然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他却是最早指出了它的弊端，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有价值的思想。
如果说，梁启超主要是借用德国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向实证主义史学挑战，那么，何炳松则是通过系统介绍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思想，对实证主义史学发起全面进攻的。鲁滨逊“新史学”派是20世纪第一个30年中，对兰克式、实证主义史学进行批判的三个主要派之一。“新史学”派史学家根据历史家在选择研究的主题和在历史事实的搜集方面的主观决定作用，根据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质（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只能通过历史家的主观经验而获得）以及“文献不足征”这一先天缺陷（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不可能被当时的人面面俱到地纪录在文献中）和历史家的拾遗补缺的作用，论证了历史家不可能“消灭自我”地、如实地再现历史上发生过的真情，他只能从自己的时代的观点去重构过去。于是“每一时代都重写它的历史”成为现在主义、相对主义史学的信条。用比尔德的话说，历史是时间、空间、环境、利益、偏爱和文化的创造物。何炳松基本上吸收了这一派思想，对中国实证主义史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历史是已逝的往事，人死不能复生，往事不可重演，史家之能事是于事实残迹之中，求其全部真相。因此，历史学“断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人类学一样，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历史只不过是人类“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而已”[12]（《新史学》导言）。由于何炳松与梁启超最早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批判，所以人们将其合称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13]（《史学概要》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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