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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那些家庭公社是奠基在家庭工业上，在手织业、手纺业和用手进行的农业底特殊结合上，这种结合使它们都能够自给自足。……这些淳朴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底坚固基础。”（注：《马克思论印度》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恩格斯说：“古代的公社，在其继续存在的地方，于数千年中，曾经是最残暴的国家形式（东方君主统治）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都如此。只在公社崩溃的地方，人民才以自身的力量，沿着发展的道路前进。”（注：《反杜林论》18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马克思说：“这种自足的共同体，是不断以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树立起来。它的简单生产有机体，给了我们一个解决这样一个秘谜的钥匙：为什么亚细亚诸国不绝解散，不绝重建，王朝也不绝变更，但与此相反，亚细亚的社会却是没有变化。社会的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是依照旧样。（注：《资本论》第1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种“东方专制制度”应当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家庭尚只是氏族的一个细胞的时候，在社会上起作用的只是氏族，国家与家庭之间还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专制”尚不能出现，因为它不能建筑在天然民主的氏族的基础之上。在第二阶段，氏族瓦解了，家庭成为像口袋里面的马铃薯一样的社会细胞，这时候，它才成为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所谓的“共同体”应当就是部落和部落联盟。在中国上古时代正是由于氏族的长期存在，所以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不可能出现专制主义，而只能是较为“民主”的政治形式。
    按照我的看法，我国夏商时代正是氏族封建制形成的时期（注：我曾有两篇小文专论于此：《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周代社会性质研究》，分别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第3期和1999年第1期，烦请参阅，故而在此不再罗列史料进行讨论。），而到了周代，由于社会形势的需要，氏族制则进入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宗法封建制。宗法封建制与氏族封建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而只是后者巩固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