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研究地理，为书生报国之一端。“夫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
第四、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研究中国史地，成果硕然。“百年以来，东邻西邦之研究吾史地与社会者踵相接，仆仆道途，皆搜觅其所欲得者以去，孳孳焉究而察之，若水银泻地，无孔不注；其谋国者爱得藉之以设施其政治计划，而吾国为之大困。”
实际上，一百多年来，外国人对我国边疆的考察和研究从未停止过。特别是日本，为了“计画其移殖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自二十世纪初，加强了对我国边疆的研究。日本大正初年（1911年）参谋本部川岛浪速所著的《吞并支那之计画》，首相田中义一的《满蒙积极政策》与《满蒙国防计画意见书》，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的《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等，背后都有学者的学术研究做依托。如“田中奏议”就是根据日本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的研究成果《满蒙非支那论》而炮制的。还有，日本在大连组织的“满蒙文化协会”，刊行《满蒙》和《文化》两种期刊，十八年间出版图书三、四百种，制印出详密的《满蒙西伯利亚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聘请专家著成《满洲旧迹志》、《满洲历史地理》等，直接为其侵华战争服务。可以说，“凡世所称之文化侵略，求之日本，无不备焉。”
可见，禹贡学会的工作重心由研究沿革地理向边疆史地转变，显然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学会所发表的《边疆丛书刊印缘起》中也说：
求民族自立而不先固其边防，非上策也。……自道光壬寅以来，内患丛起，早已筹边不遑，外人乃乘兹暇隙肆厥阴谋，国土沦丧，实堪痛心，自昔已然，于今为烈。若长此含垢忍辱，不思振拔，则凶焰一发，恐将无以自存。自存之道维何？曰在使居中土者，洞悉边情，以谋实地考查，沟通其文化，融洽其感情，庶陷患渐除，边圉以固矣。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使“边地与中土之语言习俗往往绝殊”，民族歧视又造成文化和感情上的不融洽，从而给地方分离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禹贡学人认为，欲求自存之道，其首要在使国人“洞悉边情”。学会的工作就是以此为主的。
二、禹贡学派的学术渊源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或流派，都不会是空穴来风，而有其或近或远的学术渊源。如上所述，禹贡学派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对当时帝国主义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一种积极反应。但除了现实刺激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应加以考虑。
首先，禹贡学派的兴起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传统的表现。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士人历来有立足于现实参与现实的传统。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就曾指出：当“国势凌夷”之际，那种以“为学问而学问”相标榜，而置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于不顾，仅凭兴趣研究与现实无关的所谓“学问”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他说：
当承平之世，学问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及至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
明儒空谈误国，给后人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禹贡学人认为，知识分子要克服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陈腐观念，做学问要适应国家、民族的现实需要，解决现实提出的紧迫问题。
禹贡学人抨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在当时实有所指。留学于德国深受兰克学派学风熏陶的傅斯年，回国后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力倡行客观主义史学，鼓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史料的扩张作为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这固然有利于打破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主的格局，但埋头于繁琐的史料考证，把原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可憎，使史学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功能，从而给伪史学以可乘之机，别有用心者更以史学为幌子而售其奸，如日本的秋泽修二大肆鼓吹所谓中国社会“停滞”、“倒退”论，为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张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的传统加上现实的刺激，使禹贡学会的工作重心为之一变。如童书业所说：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期合刊号《序言》。）
其次，禹贡学派直接继承了清季西北史地学派的治学传统。十九世纪中叶，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处处暴露出“衰世”之象，社会危机四伏，边疆强邻环视，知识阶层慑于满清统治者动辄大兴文字狱的淫威，对现实问题噤若寒蝉，埋首于繁琐的考据之学。这时，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士人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余风所及，一个关注边疆史地调查研究的学术派别--西北史地学派翘然形成。
这个以祁韵士、徐松为前锋的，以张穆、何秋涛为重镇的西北史地学派，怀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对西北舆地、水道变迁、城垣兴废、民俗风情、兵额财赋等进行了历史考证和实地考察，以期解决诸如边防边政、农田水利、民族关系等急迫的现实问题。
西北史地学派从国防意识出发，研究边疆史地的用意和成绩，半个多世纪间很少有人注意，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边疆危机之议再起，才有禹贡学会继承起前人未竟的事业。如禹贡学派的重镇之一冯家昇在回顾晚清学者研究边疆史地的背景和成绩时说：“边疆史地的研究起于道光、咸丰，那时北边有俄罗斯的进迫，南边有英法的侵略，一班士大夫们感觉到边疆问题的重要，遂注意到史地的研究。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海国图志》，都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趋向。”（注：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载于《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期。）他立志研究东北史地，即是以道咸西北史地学派的继承者自许的。在“禹贡学会”的《研究边疆计划书》中也自称他们的研究工作是继道咸学者之后“我国研究边疆之第二回发动”（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载于《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愿藉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注：《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载于《禹贡》半月刊第7卷1、2、3期合刊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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