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顾颉刚的呼吁倡导，记述王同春的生平事迹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从而使这一传奇人物形象日益丰满真切。有关王同春生平事迹的调查，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顾颉刚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被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行的《中国文学》第64号上，该译文在结尾的说明中写道：“顾颉刚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为鼓舞民族士气，将一番热情倾注在王同春的开发上，这充分说明顾颉刚并不是一位平庸的记述家。”（注：竹内好译：《绥远的王同春》，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小仓芳彦《顾颉刚与日本》一文。）
禹贡学会通过对河套水利的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再度强调了开发河套开发西北的战略意义。如蒙思明《河套农垦水利开发的沿革》一文所昭示的：“历代之所以移民河套、戍兵屯田不遗余力者，则以中国的外患常在西北，河套实西北的屏障，国防所系，倘能大事开发，则可以当地的人力物力捍御外侮。”而“时代之盛衰兴替往往可以由该时代河套之开发与否而定决”。（注：见《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5期。）
对回族和回教的研究，禹贡学会特别是其核心人物顾颉刚实居开拓之功。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但是非回教徒尤其是汉族人士，不了解回教，不了解回教徒，加之满清“二百多年的愚弄政策”，回汉民族间纠纷不断，所以首要的工作是“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从而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在文化方面做一些文化沟通工作，尤其注意汉人对于回人文化的了解”（注：见《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附录。）。
顾颉刚倡导汉族和少数民族加强沟通，增进信任，团结合作，共御外侮，告诫人们提防敌人“以华制华”的诡计，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在西北回教人士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四、禹贡学会的历史地位
禹贡学会在短短的三年间，把一大批有志于研究历史地理和中国边疆的学者团结在一起，分工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刘起釪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术》（注：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7年版。）一书中，曾对《禹贡》半月刊的主要贡献作了这样的概括：
（一）《尚书·禹贡》的研究，延伸为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我国开始建立了历史地理学这一新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的我国第一批历史地理学人士；（二）倡导了边疆学的研究，使国人注意到了这一严重的问题，不少人继起从事此项研究，至少使人注意到了研究边疆的重要性，也为顾先生今后大半生继续提倡边疆研究，并组成“边疆学会”奠定基础；（三）提出民族历史和民族现状的研究。这是以前所难有的，为我国今后兴起的民族现状的研究作了先导。
应该说，这个概括是恰如其分的。但刘起釪先生强调的是禹贡学会在学术研究领域上的开创之功，没有提到它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笔者认为还应该把禹贡学会的出现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充分说明其历史地位。
首先，禹贡学会有力地推动了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热潮。
《禹贡》半月刊创办伊始，是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尚未脱离旧时地理学专究政区沿革、山川物产的格局。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造成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他们很快把研究重心转移到边疆历史、地理和民族的研究。正如史念海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当时强邻压境，国势阽危，金瓯已告残缺，岂能莫不关心！禹贡学会作为一个爱国学术团体，对此就不能不有所反映。”（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禹贡学会的成立就是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一种努力，带有明确的经世意图和现实针对性。
其实，早在禹贡学会成立之前，国内已经有了以边疆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如一九二九年成立的“新亚细亚学会”发行《新亚细亚》月刊，标明其使命是“为整个中国的建设而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为实现民族主义而研究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它声称要“以主义为原则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分析中国边疆问题之过去、现在、将来之形势，归结于边疆之开发与建设”（注：《新亚细亚》月刊创刊号。），其研究对象是边疆省区历史、地理、经济的考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经营的历史和现状等。目标不可谓不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影响却较为有限。只有在禹贡学会崛起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边疆的研究才真正形成了高潮。随后成立了中国社会调查学会、边政学会、东方学会、开发西北学会、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等颇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发行了《边政公论》、《边政导报》、《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论丛》、《边疆研究季刊》、《康导月刊》、《国闻周报》、《中国边疆》等等，不少刊物一直办到四十年代末。所以有学者指出，虽然芦沟桥事变后，禹贡学会的工作被迫停顿，“但它的流风余韵却一直绵延不断，继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通过它的研究活动使大好河山的历史状况更为人们所了解，激发起爱国主义思想。”（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因此，应充分肯定禹贡学会和其他边疆研究学术团体在激发国人守土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次，禹贡学会的工作具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积极意义。
禹贡学会的创办，一方面是激于边疆危机，另一方面则明确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据后来披露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可知，禹贡学会把工作重心由沿革地理转向边疆研究，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根据其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计画其移植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载于《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1期。）。为此，学会着力研究边疆史地，告诉人们：“我们的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学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当时就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如日本学者成田节男对《禹贡》半月刊的《东北研究专号》不无恶意地评论，说它是仿效日本的《历史学研究》和《满洲史研究》专号而出，说“就学术研究而言，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注：参见《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1期所载《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 《禹贡》半月刊显然遭到了日寇的嫉恨。北平沦陷后，顾颉刚便被列入汉奸伪政府的黑名单，杂志不得不宣告停刊，学会因而中止活动。但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已经在反文化侵略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禹贡学人们在各地继续坚持抗日的文化宣传工作。
再次，禹贡学会造就了一大批历史地理学、民族学人才。
禹贡学会成立之初，顾颉刚就主张分工合作，在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这个大目标下，根据各个同人的兴趣和特长，各就一小部分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成浩大的工程”。事实证明，这样分工协作不仅使学会的总体目标容易实现，而且锻炼了一批青年学者，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驰骋于边疆史地研究学坛上的骁将。史念海在总结禹贡学会倡导的治学方法时说：
禹贡学会虽然也从考据入手，但却在旧基础上探求出新的境界，这就是说，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提供有用而且可靠的资料，治学时不迷信，不附会，认真考核，锲而不舍，问题不论巨细大小，皆以能发抒自己的见解为主，不盲从前人的成说。就是师友之间，匡惑正谬，辩难质疑也不稍假辞色。禹贡学会虽中途夭折，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些旧侣并未因它的存废而轻易转换其研究的方向。（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诸如翁独健、韩儒林、冯家昇、童书业、张维华、徐旭生、冯承钧、王日蔚、王金绂、谭其骧、白寿彝、侯仁之、史念海、朱士嘉、顾廷龙、王静如、吴丰培等一大批学者能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可观的成绩，无不得益于当年禹贡学会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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