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之扩大》的五大类二十五小类，虽然仍以甲骨文名之，但基本已涵括了甲骨学研究的内容。因而1931年周予同提出“甲骨学”，是这一时期殷墟科学发掘推动甲骨学研究取得发展的反映，特别是1933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后，标志着“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金石学时期，进入了历史考古研究的新时期”，因而甲骨学形成了。我们从前面所列篇目可以看出，自1931年周予同提出“甲骨学”一名以后，历年出版以“甲骨学”为名的著作所在多有，标志“甲骨学”一名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了。
其三，我们从上列以“甲骨学”命名的研究论作可以看出，愈是对甲骨学诸规律有所发明和阐发的学者，诸如董作宾、胡厚宣等，发表以“甲骨学”为题名的著作就愈多。甲骨学大师董作宾的《甲骨学五十年》和《甲骨学六十年》，“对于学术界，将不仅是过去甲骨学研究的总报告，而更是今后研究甲骨学的指程碑”。这是因为“五十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钻研努力，而能够提纲挈领建立起甲骨学体系的，惟彦堂先生。第一，如果没有贞人的发现，就不能作断代的区分。第二，如果没有殷历谱的建立，就没有正确的殷商年代；也不会知道礼制上的新旧分派。今天十万甲骨离不开这个体系；也就是甲骨已经有了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的基础”；关于董作宾对甲骨学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将另作系统论述；而另一位甲骨学大师胡厚宣，他1943年就写出了《甲骨学概要》，1944年、1945 年出版了他的名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4册）、二集（上、下）。《论丛》“在甲骨学研究方面，胡厚宣先生对记事刻辞、卜龟来源、文字释读、校对重片等方面也有所论述，并对甲骨学史也进行了总结”。特别是胡厚宣1945年的《甲骨学概论》，从辨名、出土、时代、类别、尺寸、数量、卜法、卜辞、文例、字数、长文、典册等方面对甲骨学进行了结论性的论述，反映了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特别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甲骨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而文后所附88个注解，反映了50多年来学者们对甲骨学规律的探索和追求。不仅如此。“胡厚宣先生在辉煌巨著《论丛》以外，还撰写了不少研究论文和出版甲骨书刊多种，涉及了甲骨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这些重要论著与《论丛》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推动了这一时期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诸如“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方面，胡厚宣先生继董作宾先生1929年《商代龟卜之推测》和1936年《骨文例》二文之后，也于1939年发表了《卜辞杂例》、1947年发表了《卜辞同文例》等，在董作宾先生基本论定了龟甲和兽甲上的文例以后，又有所突破，对‘甲骨文例多有补充和深化’”。如此等等，胡厚宣对甲骨学研究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我们也将另作详细论述。
二、“甲骨学”的科学界定
甲骨学家与“甲骨学”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是想用它来宣扬甲骨文，推广甲骨学，同时，也对自己的所学所知，作一交代”。因此，董作宾、胡厚宣等甲骨学大师以他们的探索和追求，努力开拓和规模甲骨学，从而使有丰富的甲骨文资料为研究对象和具有广泛的研究课题，并有着较为严密规律的甲骨学研究体系建立起来了。
虽然如此，甲骨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并加以发展的余地。董作宾在五十年代曾说，五十年来的甲骨文字研究，现在可以说略得门径，也可以说是初登程途，全部整理与研究的结果，尚须还有所待”。在60年代也曾说过：“真正科学的甲骨学研究，至多是刚刚开始，也许尚待起头。六十年，也不过如此”。正因为如此，所以前辈大师惮精竭虑，为我们构筑成了甲骨学的框架，但尚未画龙点睛，给甲骨学作出一个科学的界定。
这是因为学者们一度把甲骨文混同“甲骨学”，如1935年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陈竞明《三十五年来的甲骨学》等即是。诚如学者所指出的：“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的文字，自然也是中国文字的一部分。如果甲骨学的内容和范围，只限于甲骨的文字方面的学问，那么说它属于文字学的一部分，自然没有错。事实上，现在的甲骨学所研究的对象，不仅限于文字方面的一隅。所以它与文字学应该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这一点恐怕连先师董彦堂（作宾）先生都还没有仔细加以分别”。
确是如此，董作宾曾说：“‘甲骨学’三个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名词，是新近的事；甲骨学成为一种学问，也是新近的事”。但是他又说：
“我生在光绪乙未（1895）年，比起甲骨学要大他四岁。”
董先生是说他比1899年发现的甲骨文要大四岁。而“‘甲骨学’三个字接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名词，是新近的事”。很显然，他这里把甲骨文当成了甲骨学。此外，他还说过：甲骨学所研究的是甲骨文字，甲骨文字是写或刻在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以前不知有龟背甲，又把牛的肩胛骨边缘，误认为肋骨和胫骨）上面的文字。
并又说：“我们今天回头一看这五十年的过程，甲骨学确切是已经由零星的文字考释到了全部史料的整理，有着惊人的进步，成功一个最新的学问。”
这正是他1931年《甲骨文研究的扩大》所列“第（一）文字的研究”的内容。而其中“拓印、考释、分类、文例、礼制、地理、事项”等，是标明“过去的成绩”的。很显然，说五十年后的“甲骨学确切是已经由零星的文字考释到了全部史料的整理”，主要内容并未超出“文字的研究”一项，是包容不了他自己1931年所列的第二项“实物的观察”（下分5小项）、第三项“地层的关系”（下分4小项）、第四项“同出器物的比较”（下分3小项）、第五项“他国古学的参考”（下分3小项）等等方面的内容的。董先生这里所界定的“甲骨学”，实际上是“甲骨文字之学”，即他1931年由于“甲骨文研究之扩大”以后，“愿与契学的同志一一讨论”的“契学”。而不是扩大了的甲骨文字研究--他所发展了的甲骨学。
1928年的殷墟科学发掘，使甲骨学研究完成“草创时期”向“发展时期”的转变，又经过了1949年以后的“深入研究”时期，即在甲骨资料的搜集和著录方面、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方面又都有了新的前进。特别应注意的是，1973年有科学地层关系的小屯南地一批甲骨的发现和著录，为甲骨的“考古学考察”提供了重要资料。而1973年开始的传世卜骨钻凿形态考察和1983年《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将科学发掘所得甲骨背面钻凿形态加以著录和研究，从而实现了甲骨真正意义的“观其全体”的考察。因而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已不是单纯的甲骨文字，而兼及背面的钻凿形态，直至无字甲骨了。而其研究方法，已从文字的考释和史料的整理，进一步发展到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研究。可以说，对甲骨（包括有文字和无文字）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和观察。因此，在“甲骨学”深入发展时期的第二阶段，即1978年以后的“全面深入研究”阶段，给“甲骨学”作出全面而科学的界定就成为可能了。
因而1988年《甲骨文与甲骨学》、1989年《甲骨学通论》给“甲骨学”进行科学界定，是自1931年“甲骨学”一名提出五十多年来学者们在甲骨学初步形成以后，对甲骨、甲骨文和甲骨学研究日益“深入”和“全面”，认识更加明确和深化的结果。而“甲骨学”的科学界定，也使甲骨学研究更加自觉而避免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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