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态的演变同样是连续的。井田制的经营方式可能还带有古老的村社传统，但依孟子所说“八家同养公田”而论，充其量是一种劳役地租，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奴隶制的。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事件通常被指认是从商鞅“开阡陌封疆”和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开始的。可是我们在周原出土的卫盉和卫鼎铭文中发现，西周中期已有以土地换物的事情出现了。土地买卖的始作俑者根本找不到，而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又长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舍，想把土地私有制和公有制分开，真是难上加难。
甚至连王朝更替也是模糊的。努尔哈赤早在1616年就建立了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顺治帝是1643年登基的，李自成在1644年灭明，而南明王朝最晚要到1663年才灭亡。我们把明清之交定在1644年，而此消彼长的过程长达47年。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演变是一个模糊的渐变过程，要从中找出质变的转折点，既需要建筑在探究史实的基础上，也需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方法，用模糊思维的方法去处理模糊的问题，尽可能找出一些清晰的标志来划分阶段，而不要用清晰的标志去苛求模糊的历史。
四 构建中国古代史体系的设想
在阐明上述思想方法后我们就可以不必再为分期的断限和命名中出现的分歧争执不休了。在此笔者想提出自己构建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路。
1、完全抛弃五形态论的框架， 中国历史的体系应该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2、奴隶制是一种生产关系和剥削制度，在中国曾长期存在， 但从未有过以奴隶制为特色的社会阶段。
3、不再使用内涵混乱的“封建”概念， 把“封建”复归其“封邦建国”的本意。
4、 在网状历史的社会立面上只选择一条贯穿始终而又特点鲜明的线索来作为分期的座标，避免前后阶段使用不同范畴的概念，这条线索选用国家形态。
5、鉴于镶嵌进化现象的存在， 我们不必去追求每一阶段社会方方面面的同步发展。分期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研究，而不是为了把历史切断割裂。
6、尽管多形态并存和新陈代谢的渐变过程造成了质变的模糊， 但分期仍应去寻找最清晰的节点，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后，这些节点应该都能用公元年份清晰地标出，而不再是含糊不清的“之交”。
7、虽然历史链是由王朝环连接而成的， 但通史不应该是断代史的层层累积。在新的历史体系中王朝不再被看成历史的主体而只被看成是建立和管理国家的政府，朝代只具有时间标尺的作用，因为大家对此已经熟习，如果改用只有时间意义的“远古”、“上古”、“中古”，好虽好，却不能道明时代特征，而像柏杨那样数着世纪写历史又矫枉过正了（注：柏杨：《中国人史纲》，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按照上述思路，笔者提出这样的设想：
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为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已经明显出现分层，已经出现凌驾于部落之上的组织，但并不是部落联盟。“古国”的概念很有创意，但由于尚未形成正式的国家，把前国家形态称为“古国”或“早期国家”容易造成概念的混淆，而“复杂社会”虽道出了实情却不是一个名称，因此不如采用国际通用的概念，称之为酋邦时代。
夏商周三代属于一个阶段。它们并不是一条线上的三段，而是三条并行的线，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成为社会的主线。还有许多林立小国、酋邦、部落的线与它们并存，三条主线和许多辅线搓合成一条三代之绳。夏、商、周王朝只是其中最强大的，因而处于宗主的地位。这一时期国家刚刚形成，属于早期国家或初级国家，结构简单、疆域狭小、诸侯林立、贵族分权，其政治制度以封建制为特色，可称之为封建王国时代或王国时代，或按政体特征称之为封建时代。
春秋战国又是一个过渡时期。春秋时期的主流是小型王国通过武力逐渐合并，战国时期合并后的大国发展为集权的领土国家。这些区域性的领土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正式的国家，它们与早期国家相比，结构复杂、疆域扩大、权力更加集中，它们是帝国的雏形。这一时期是王国与帝国之间的转型时期，可以直接称其为转型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集权专制的帝国形态一直维系到清朝灭亡。这一漫长的时代可称为专制帝国时代或帝国时代，或按政体特征称之为专制时代。帝国时代可以分为各具特色的独立的三个阶段：
秦汉帝国时代，从秦统一到陈灭亡，其间包括帝国的创立到瓦解的全过程。不宜把魏晋南北朝单列为一个阶段，因为汉帝国的瓦解并未导致专制政体毁灭。这是汉民族的第一帝国时代。
隋唐帝国时代，从隋统一到宋建国，其间包括帝国的重建到再瓦解的全过程。这一轮回几乎是上一周期的翻版。这是汉民族的第二帝国时代。
多民族帝国时代，从宋建国到清灭亡。北宋虽然又一次重建帝国，但汉民族的积贫积弱已经病入膏肓，明帝国的再建只能算是回光返照。与汉族帝国的走弱相反，少数民族效仿汉族从酋邦、王国一步跨入帝国之门，并且越走越强，从辽、金、西夏到建立元帝国和清帝国。它不是一个民族的帝国从建立到瓦解的周而复始，而是多个民族轮流坐庄，故称之为多民族帝国时代。
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划分为上述6个时代， 一脉相承地道出了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历程。每个时代的界线都十分清晰，大体不会再有断限的分歧。这一古代史体系由于纳入了酋邦概念，将会对原始社会史研究产生冲击，它要求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摆脱摩尔根模式的束缚另辟蹊径（注：童恩正：《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这一古代史体系由于摒弃了五形态论的“封建”概念，将会对近现代史研究发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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