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灾害物异志，主要指正史各《本纪》《五行志》、明清《实录》及方志中的灾异记载。本文主要谈《五行志》及典志体史书的灾异观和灾异记载。自班固《汉书》创立《五行志》，《五行志》体裁蔚然成为正史的重要部门，十八部史书有《志》，十六部史书有《五行志》。历来对《五行志》持批评态度者居多，我认为《五行志》作为一种历史体裁，有其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第一，《汉书·五行志》具有开创中国古代灾害物异记载之功。第二，《五行志》反映了封建国家灾害物异雨泽等的奏报职能。第三，从科学研究角度看，《五行志》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重要文献。
一、灾异观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灾异观，主要体现在五行学说里，自班固《汉书》立《五行志》，又主要体现在各史《本纪》《五行志》及明清实录、各种方志中。自先秦至明清，中国人的灾异观及其史学载体《五行志》经历了几个阶段：先秦时思想家以五行五纪庶徵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尚书·洪范》载箕子为武王陈述洪范九畴，第一畴五行即水火木金土，第四畴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历数，第八畴庶徵即雨阳燠寒风。五行五纪庶徵是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书大传》对此讲得更明确：“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国语·周语》载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史官伯阳甫说：“周将亡矣。……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也，其川原又塞，塞必竭。……若国亡不过十年。……是岁也，三川竭，歧山崩”，用水土演化来解释自然灾害的产生及其对国家命运的影响。这是五行学说和灾异观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汉魏唐五代时，《五行志》出现并蔚为正宗史学的重要部分，以《洪范》第二畴五事即视听言貌思之得失说灾异，颇多牵强附会。汉帝重灾异，有时甚至以灾异而杀大臣。成帝时“时数有大异”，刘向“以为外戚贵盛，（王）风兄弟用事之咎”，于是“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注：《汉书·刘向传》。），以《洪范》第二畴五事即貌言视听思之失说灾异。班固推崇刘向：“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采刘向及诸家学说，创立《五行志》。有些说法在唯心形式下具有合理性，但其大旨则是唯心的，以战争、女主专政、臣子陵君主、宦官用事说大水灾和无麦禾，以战争、大兴土木说旱灾，以战争、君主好色说天火，又说天降火灾以警诫君主有过失等，这固然牵强附会、充满迷信色彩，但今天我们可以此了解当时同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历史事件。刘向和班固以五事说灾异影响很大，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说：“《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故《续汉书》《宋书》《南齐书》《晋书》《旧唐书》之《五行志》及《魏书·灵征志》大体沿袭《汉书·五行志》以五事说灾异的路数。《洪范论》说地震是“臣下强盛将动而为害之应”，但《魏书》所记62次地震只有11次有臣下谋反；《洪范论》说“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阴气蓄积强盛，生水雨之灾”，但《魏书》所记22次水灾无一次是因为君臣政治失误，以五事之失说灾异之理论已经显得苍白无力。
第三阶段，唐宋元明清时，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致灾原因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认识到人类经济活动是对自然的破坏，自然灾害的产生有社会因素。韩愈说：“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塘，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悻悻冲衡，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雠也。”（注：《柳河东集》卷11《天说》引。）这是说人类经济活动是对自然的破坏，减少人类经济活动是对自然之功，增加这些活动是对自然之雠；天即自然能赏保育自然之功，罚破坏自然之祸。韩愈接触了人类经济活动导致自然灾害及环境保护思想的边缘，但这种危言端论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欧阳修受韩愈的影响：“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有以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注：《居士外集》卷23《记旧本韩文后》。）他还说：“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而其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其用于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为生，而阙其一不可”；“顺天地……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用物伤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就会发生灾异。“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如水旱蝗螟；“异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如日食星孛。他从实践和认识两方面说明了什么是灾异及致灾的社会经济原因。在《新唐书·五行志》中，他确立了“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的编纂原则，“欧阳修这种处理方法是我国正史五行志编写法的第一次重大改革”（注：赵吕甫《欧阳修史学初探》，《中国史学史论集》（二）第21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使其后近千年的《五行志》保持“记异而说不书”面貌。“《宋史》自建炎而后，郡县绝无以符瑞闻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见，皆屡书而无隐”（注：《宋史·五行志序》。）。元朝“郡邑灾变，盖不绝书”（注：《元史·五行志序》。），《明史》如此。《清史稿》称为《灾异志》，使其以本来真实的面目出现。其时，典制体史书的灾异观也有所变化，《通典》不立五行，《通志》认为“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强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马端临著《文献通考》指出：“物之反常者异也，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并作《物异考》20卷（注：《文献通考·自序》。），分为水灾水异、火灾火异、木异草异谷异、金异、岁凶地震山崩、恒雨恒阳恒燠恒寒恒风、动植之异，“对异常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大致都作了唯物倾向的解释”（注：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238页，中华书局1994年。）。 如他说：“岁凶年谷不登，盖土失其性所致，而地震山崩之属，亦土失其性也。”（注：《文献通考》卷301。）这是与刘向、 班固以臣子强盛解释地震山崩绝然不同的。王圻《续文献通考·物异考》也遵循马端临的作法。
从思想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来看，韩愈的“人之坏阴阳元气也亦滋甚”和欧阳修的“取不过度……谓之至治”，从正反两方面解释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前者指出人类经济活动是对自然的破坏，后者指出万物的“有度”与社会“至治”的关系问题。他们处于汉唐人定胜天观点向宋元以后利害相伴观点的转折时期，如清人所说“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或者说，宋以后人们已不能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而开始认识到自然的有限及自然的报复问题，韩愈和欧阳修的这种认识比其他人更自觉。1981年美国物理学家指出：人类占有的能源是常数，能量守恒，财富不能无限增加；能量转化的方向是向不能利用的方向转化，其后果对人类有害（注：郭增建等《未来灾害学·前言》。）。韩愈“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和欧阳修“取不过度……谓之至治”的观点比美国同类观点早了一千年。
从灾异观及其正史《五行志》的发展演变看，班固《汉书·五行志》有其牵强附会之弊，但不应否认其开创灾害物异记载之功，而且随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之深入，灾异观（特别是关于致灾的原因）也在发展，《五行志》的面貌也在悄然变化，宋以后的《五行志》只记载灾害和物异，客观事实取代牵强附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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