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灾害志的现代科学价值
中国古代灾害物异志，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其科学研究价值。
随着时代发展，自然灾害紧随其后，繁荣区与灾害区共存，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灾害的增长同步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之一。在地区上，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先发达区，也是灾害先发和多发地区。长江流域发展后，也成为灾害多发区；在时间上，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以河决为例，宋以前，河决毁民田宅庐舍，宋以后河决并直接损害漕运、盐课等经济利益。元顺帝至正四年的河决使沿河人民流离失所，而且“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注：《元史·河渠志三》。）。王圻说：“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庐而已，我朝河决，则虑并妨漕运而关系国计。”（注：《续文献通考》卷8。）冯弈垣说：“今之患河与昔之患河者异，昔之患河者害一， 今之患河者害三。”（注：《昭代经济言》卷11《治河议》。）三害指皇陵、运道及沿河人民，古人已看到宋以后河患的渐趋严重。随着明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与农业社会发展，自然灾害种类及成灾面积趋于增加，史家越来越重视对灾害的记载。明以前《五行志》《本纪》的灾害记载比较简略，但明清《五行志》则越来越详细，如对雨的记载，《元史·五行志》一般记载为雨、大雨（霖雨淫雨），很少记雨的时段，但《清史稿·灾异志》往往能详记雨的月数、天数，有时还有雨量记载。《元史》各《本纪》有时也记载成灾顷亩、减免税粮、赈济粮钞等，《明实录》《清实录》中这类记载越来越多。但是目前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偏重于明清，对元以前灾害研究的较少，即使对明清自然灾害的研究，也只是解决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对其他灾害如蝗灾、雹灾、风雪灾、灾害损失及救灾减灾措施研究不多。史学关注历史发展的自然条件中的地理环境因素，而对于气候变迁及气象灾害等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则关注不够；关注大江大河之害，但对气象灾害之于农业畜牧业、地震山崩之于国家社会的作用注意不多。我们应该研究《五行志》和其他史料中的灾害记载，并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综合地研究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灾害的影响，认识封建国家在救灾减灾中的作用。
《五行志》可以为减灾学之长时间尺度的灾害周期研究提供数据资料。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发灾率最高，受灾面积最广的少数国家之一，申灾、救灾、减灾及灾害记载，历史悠久。从30年代邓拓《中国救荒史》，到1957年竺可桢主持的《中国地震年表》、1982年《中国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再到90年代《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为代表的灾害及减灾研究，对历史时期灾害的规律性和并发性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现在作物森林病虫害及气候的中长期预报都没有解决，地震预报处于探索阶段（注：《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第231、233页，地震出版社1992年。），《五百年图集》只建立了1470-1909年的旱涝等级序列，对元以前的水旱没有研究。60年代初，我国已基本消灭蝗灾，1998年夏季河北、新疆发生大面积蝗灾，由于目前不掌握大蝗灾发生的规律性，无法进行蝗灾预报。《五行志》不仅有对灾害强度的描述，而且有受灾人口、土地、房屋、牲畜的记载，因此需要利用正史《五行志》及其他资料，研究长时间尺度的历史自然灾害的时地分布特点，“我们必须估计那些间隔很长时间（也许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巨大灾害，因此需要尽可能的从世界各地收集资料，并对过去的灾害进行实例研究。……我国古老的文化构成了世界灾害史研究的巨大宝库。应该极力推进这类资料的整编和出版，并继续深入研究我国历史上的特大灾害事件，以丰富全球的灾害数据库”。随着自然灾害的综合调查和研究，自然灾害科学体系在逐步形成，如灾害历史学可能形成新的学科或学科分支（注：《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卷》第142、149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相信以现代科学观点方法去研究《五行志》，一定能取得新的收获，历史学能够为减灾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正史《五行志》和典制体史书之《物异考》为研究自然变异提供了大量材料。“异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物之反常者异也”，欧阳修、马端临对“异”的概念都与现代灾害定义十分接近，也符合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规律。刘向等人用女主专政解释水灾，但从公元前206 年到1949年平均两年一次的大水灾怎么可能都是由女主专政引起的呢？刘向用“五事”解释地震等灾害，而马端临认为山崩地震是土性失宜；刘向以为木冰是木不曲直，而马端临说木冰乃是寒气胁木而成冰。宋元时的《田家五行》中许多占候、物候是相当可贵的原始材料（注：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第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被古农书一再引用。在《五行志》中“天雨土”被作为怪异来记载，在科学工作者看来雨土就是沙尘暴，可据以研究北方地区风沙问题。一本多穗只是物种变异，动植记载可用以研究动植物分布和食物史。《五行志》及《物异考》等为研究自然变异提供了材料，科学工作者早已指出：“应当研究灾异，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来重视修史记事，对于自然界的灾祥怪异之事历代均有记载。可是建国四十年来，灾异这个角落没人敢问津，好像谁讲灾异，谁就是宣扬迷信，宣扬唯心主义，反对科学，使得人们不敢去研究。灾异便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科学发展史就是自然认识史，……今天科学解释不了的灾祥怪异之事，后人就有可能认识它。因此我们应该记载灾祥怪异之事，研究灾异问题，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情”。有的科学工作者也对中国古代灾异观进行了深入研究（注：梁鸿光《减灾必读》第50页，地震出版社1990年。），当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回避自然灾害问题，回避《五行志》《物异考》时，地震、灾害及气象学者早已感到研究灾异的必要并取得成果，这是值得史学工作者深思的。
总之，中国古代灾害物异记载对于研究灾害史和减灾问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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