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行志》反映国家的灾害物异奏报职能
“史书体裁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内容也往往决定了体裁。”（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137-13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典志体史书记载典章制度，反映国家职能，白寿彝先生指出：“《史记》八书和《汉书》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第2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五行志》中， 不乏虚枉迷信色彩，但它记载的正是灾害物异雨泽奏报制度，反映了国家执行其救灾、指导生产的职能。
先说物异奏报制。《周礼·春官·宗伯》有冯相氏掌年月日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象之变异。后世太史、司天监或钦天监继承了这些职责，其观察记录就保存于史书里。地方官员有责任向中央报告各地出现的物异，如《后汉书·五行志》载：“永宁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蚀之，在冀十八度，辽东以闻”。有些异常还可获得经济利益，如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规定：“今后一产三男者，令本处酌量减免差役，若是军站户计，亦合令本官司定夺存恤，省府议得准免三年差役，仰照验施行”（注：《元典章》卷33《一产三男免役》。）。故《元史·五行志》记载有11例一产三男或四男的情况。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由地方上报，才由史官记录下来。
其次说灾害雨泽奏报制度。甲骨文中有地震记录，西周太史伯阳甫记三川震，《春秋》记5次地震， 当是地方报告后鲁国史官才加以记载。《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发明地动仪，在验证陇西地震后，“京师学者……皆服其妙。自是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记录地震成为史官的一种职责。
雨泽奏报制度可能始于殷周，甲骨中的求雨雪卜辞及记晴雨的记事刻辞，当是祈雨和雨泽奏报的记载。《周礼》地官之州长掌祈报，春官之小祝掌小祭祀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后代逐渐产生了雨量器，雨泽奏报制也日益完善。秦九韶《数书九章》中计算雨量器容积的算题（注：《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第36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3月。），证明至少南宋就有完备的雨泽奏报制度。 元朝中统五年（1264）八月诏书要求：“雨泽分数，每月一次申部。”（注：《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物价·月申诸物价值》。）《至元新格》规定州县官要“劝农桑，验雨泽……月申省部。”（注：《元史》卷5《世祖纪二》。）明朝永乐和清朝康熙、乾隆时均颁发量雨器到全国各县（注：《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第36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3月。）。 顾炎武说到明朝的雨泽奏报制度：“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今《大明会典》具载雨泽奏本式）呜呼，太祖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阙自陈。后世雨泽之奏遂以浸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注：《日知录》卷12《雨泽》。）清朝，雨泽奏报制度更完备，康熙、雍正、乾隆都要求各地方督抚奏报雨泽，如康熙四十一年谕户部：“直隶各省，现今雨泽有无多寡，著该督抚即行具折奏闻”。康熙巡幸时观察各地雨泽，他说，江南浙江“风土、阴晴、燥湿及种植所宜，与西北迥异，朕屡经巡省，察之甚悉”；热河“麦熟之岁，往往雨水早而且多”；“去冬大雪，所以今春雨泽甚少。大约冬雪多则春雨必少，春雨少则秋霖必多。此非有占验而得知者也。朕六十年来留心农事，较量雨旸，往往不爽。且南方有雪有益于田土，北方虽有大雪被风，于田土无益”。根据雨泽多少，指示地方兴修水利，作物疏植以防风雹，预防蝗蝻，备荒等等。雍正根据官员报雨奏折，要求及时播种；乾隆批评官员“近日曾否得雨，俱未详悉奏闻，实为轻视民寞”（注：《授时通考》卷47、48《本朝重农》。）。雨泽奏折在皇帝阅览后才被收藏，最后由史官记录。故宫博物院藏有北京（雍正二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724-1903）、江宁（1722-1785）、苏州（1725-1782）、杭州（1723-1773）的晴雨录。清朝地方官还要奏报雨雪分寸，直隶和内地十二省奏报较详而边区较略；最早奏报为康熙三十二年七月，嘉庆时平均每年七百件，以后各朝渐减。需要指出，虽然地方逐年月日奏报雨泽，但是史官修正史各《本纪》《五行志》及《实录》时，只记载异常气候变化如恒雨恒阴恒雪恒寒恒燠恒风等，这也是我国灾害物异志的特点之一。
国家重视农业自然灾害的申报救灾，“古者以五谷不登之多寡，别灾伤之名目，后世灾伤之等，则履亩各有轻重。《周官》不著省灾之文，然乡师司救，巡国及野；司稼巡野，遂师巡稼穑，无不周知其数，是以均人，有丰年、中年、无年、凶札之别，当必几经审察而后行司徒之荒政也”（注：杨景仁《勘灾》，见《清经世文编》卷41。），说到古今的申灾救灾及其异同。唐初规定水旱霜蝗耗四分免租，桑麻尽耗调耗六分免租调，耗七分免课役（注：《新唐书·食货志一》。），后世承唐制而有所变化。元朝的申灾检灾救灾制度比较规范，申检体覆中的文册如申灾文册、检踏灾伤文册、赈济文册等，大致包括灾伤州县、灾伤种类、受灾户数人口、实损田禾顷亩分数、实核税石、拟住催税粮、赈济粮钞数量等。这些文册或其汇总文书，是元英宗时编修《经世大典》的原始依据：“其书悉取诸有司之掌故，而修饰润色之，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牍之烦辞，上送者无不备书，遗忘者不敢擅补”（注：《元文类》卷40《世纪大典序》。）。明初又依据《经世大典》和《十三朝实录》修成《元史》，这就是《元史·五行志》中灾害记载的历史依据。以此类推，他史《五行志》的灾害记载也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要之，国家有其职能，史书才有其相应的志书。《五行志》反映了国家灾害物异雨泽等的奏报制度，没有这种制度及其执行，就没有《五行志》中的灾害物异雨泽等等问题的记载。因此，灾害雨泽物异等情况的奏报制度是《五行志》产生并长期存在的历史基础。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单凭史家的学术兴趣和知识结构，怎么能详尽地记载当代和前代的灾害物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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