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在这期间的外国情况研究与撰述中，出现了一种初步的“世界意识”，或谓恢廓的视野。这主要体现在个别研究者开始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反对外来侵略之方略对策，萧令裕依据多年对“外事”的留心与研究，认为西方列强之间亦存在着种种矛盾，甚至是尖锐的。因此，他在《粤东市舶论》中第一次提出“以夷伐夷”的思想，理由是英国非但同葡萄牙在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上有着尖锐的矛盾，就是与美法等国也是“夙与仇雠”，因此，在未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应利用这种矛盾，以收“使相攻击，以伐相伐，正可抚为我用”（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卷九。）之效。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魏源所提出的“以夷攻夷”的反侵略思想，正是萧令裕“以夷伐夷”的思想发展、丰富和深化。同时，还体现在有的研究者将“探阅外情”与探讨反侵略的方略对策结合起来。面对西方列强日益显露的侵略威胁，而中国人对于“外情”依然一无所知，相反，“中国人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番无不周知”。对此，叶钟进不胜忧惧，他强调：“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意大利亚，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探阅外情”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纲领性的反侵略斗争指导思想。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无疑受到了叶钟进的这种认识之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魏源的“师长”学说就是叶钟进“探阅外情”观点的充实和深化，并赋予了它更具有针对性的内涵和更明确的目的。同时，叶钟进“探阅外情”观点，亦为其后中国人进行外国史地研究提供了使用外国第一手资料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从上述不难看出，这期间的对外国情况研究与撰述中所反映出的反侵略为核心的危机意识和世界意识，已同以往以游记、见闻等撰述形式为特征的对域外的一般性记载与介绍有了本质的差别，也正是如此，我们才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外国史地研究的发端时期。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因为处于发端时期，故这期间的研究又表现出粗浅零散、牵强附会、记载失实，甚至以讹传讹等种种不足。诸如这些著述对外国史地的介绍极为简略，长的不过两万余字，短的仅两千余字，且由于部分材料来自传闻，所以不免疏略。这期间对西方的认识还处于孤陋肤浅的层面，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期间的研究与撰述，还是开了19世纪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地的风气之先，并且为鸦片战争后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外国史地研究做了必要的尝试和准备，同时也为日后的反侵略斗争之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启示。
二、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研究的新变化
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南京条约》的签订为界碑，由于中国社会的空前巨变，外敌入侵的不断加深，以及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使得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同前期相比较，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对“固陋自安”的反思。也就是说，在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的研究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
鸦片战争的惨败，既暴露出了封建制度的腐败落后，又使与世界隔绝的大清帝国受到空前的冲击。“赫赫天朝”竟大挫于“区区岛夷”，不仅使人们感到奇耻大辱；痛定思痛，也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长期隔绝封闭、昧于外情所致。姚莹对此指出：“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又言：正由于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人情平日置之不讲，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若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既震其积威，复申之以邪教，几何其不胥中国而沦于鬼魅乎？”（注：《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八。）魏源亦说道：英国以新加坡为基地，以刺探中国情报为务，“（英人）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忒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故魏源于其著述中反复强调“洞悉夷情”的重要和迫切，他说：“同一御敌，而知形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筹夷势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因为“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所以，他又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夷书始；欲造就边材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注：《海国图志叙》。）他不仅再三说明“洞悉夷情”与否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至关重要，而且明确地指出“洞悉夷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夷”。于是一些进步的史家开始将目光从对王朝盛衰治乱的关注，转向了对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起着重大作用的外国史地的思索和研究，并表现出了对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如饥似渴、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和鲜明的自觉意识。这从研究者的撰述主旨和动机中即可略窥一斑。姚莹在谈其创作《康輶纪行》之动机时沉痛地指出：“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猖獗也，莹实痛心。故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近岁始得其全。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为此书，借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又大声疾呼道：“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复辙为美谈也。”（注：《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八。）姚莹不但慨然以介绍外情为己任，将不了解外情作为必雪的国耻；更进一步认为，在西方列强环伺中国、虎视眈眈之“可忧可惧”的严峻形势下，了解外情，以谋“御侮雪耻”、保卫国家之方略对策乃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因此，他希望通过外国史地的研究与撰述，能使中华民族，从对世界茫然无知、愚昧封闭的误区中走出，以集中和调动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共谋御侮雪耻大计。即“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这就使得姚莹的外国史地研究具有较广泛的思想启蒙之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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