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向国人传播了进步的历史观念和社会理想。
出于探索御侮图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之救国真理的需要，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既对西方近代科学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和热情，同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是格外留意和关注。他们试图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与研究和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估量和抉择联系在一起，故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考察就成了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头等重要问题，而且成绩斐然。
虽然鸦片战争后陆续面世的《海国图志》、《海国四说》、《瀛环志略》等著述悉以“师夷长技”为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对西方近代科学着眼颇多，但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亦有评介。魏源在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时，表示了由衷的赞誉。他说：美国“分东西二部，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他认为美国总统制、议会制是空前的创举，它充分地反映人心民意，体现了公正平等的原则，并废除了终身制、世袭制，代之而行的是民选的任期制。尽管魏源等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很肤浅，甚至是很朦胧的，尤其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作肯定的评介时，并没有要中国学习其“制度”的用意，也未加以比较而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批判。但是以这样充分肯定的态度和称赞的笔触评介西方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壮举”。因为这种评介为其后维新变法思潮的萌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和事实依据。
而在其后的王韬、黄遵宪等人的外国史地研究中，则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改革变法的经验教训为宗旨，意在“借法自强”。王韬通过对欧洲大陆民主政治制度系统认真的考察和研究，认为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是欧洲诸国得以国富兵强、政治清明的根本和关键。他说：“势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之忱。”（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在他看来，这既可最大限度地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又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暴政的根源。言谈之中无不流露出赞赏和向往之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是从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经验，以便为中国的改革变法提供学习的榜样、实践的模式而作。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真考察与研究，认识到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奋发进取，走明治维新之路，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御侮图强，摆脱危机，以争取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否则中国惟有被列强所肢解瓜分，乃至亡国灭种。对此，他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注：《人境庐诗草》卷九。）黄遵宪认为，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之中。”（注：《日本国志》卷四十、卷三、卷二十七。）真正实现“以法治国”（注：《日本国志》卷四十、卷三、卷二十七。）。他以此说明法律是欧美资产阶级治国保家的利器和根本，也是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核心和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以法治否定和取代人治。
可见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既向长期处在残暴、黑暗之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中国人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进步的民主政治制度，诸如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天赋人权”的立法制度、公正平等的选举制度，以及自由民权观念等；又通过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亦宣传了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的思想。这既有助于使中国人从根本上认清封建专制制度之腐败、落后和黑暗，启发和增强国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美好前途的自觉意识和信心，又为中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思想武器、借鉴模式和经验教训。
总之，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不仅承担了向西方学习、探求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历史使命，向中国人宣传了进步的地理观、科技观、历史观、变法观以及美好的社会理想等等，对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与世隔绝、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的中国人来说，无疑起到了空前的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作用，而且为中国人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文化观念，这对中国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与桎梏，进而实现观念的更新与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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