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世界史的现状与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教材也出现了某些变化，主要标志是周吴本的《世界通史》被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即吴齐本）所取代，从体系到内容都变化很大。目前，经过几代世界史学者的共同努力，我国作为一级学科的世界史的规模越来越大，研究水平也在显著提高。从出版物、学者和研究生的数量看，我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史大国的行列。但我们还不是世界史强国，中国世界史对国外世界史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有鉴于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一代一代持之不懈地提升中国世界史的整体水平。我们需要找出一些长期以来制约中国世界史科研和教学发展的关键问题，下功夫加以解决：
一是我国的世界史不同程度上等同于外国史，名实不符，是否可以考虑在历史学部之下设立世界史、中国史、外国史和考古学四个一级学科以为补救。实际上，吴于廑先生早在1985年就曾设想过将世界史建设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如他所说：“我的想法无他，只是想把世界史从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这样一个包罗无遗的高大地位上请下来，想让它成为一个有限定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一个并非高踞于国别史、专门史之上的分支” [24]吴先生所说的世界史当属于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堆砌，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的历史，就像他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农业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等论文中所表明的那样。当然,世界史学科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前可以从容易的做起,恰如其分地使用世界史和外国史的概念,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和高岱在他们主编的《外国史读本》的“后记”认为，世界历史和外国历史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学术界在研究地区史和国别史等具体历史时应用外国历史或外国史代替世界历史或世界史，如他们所言：“我们的希望是，如果大家能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适当的时候应该将学科的名称由‘世界历史’改为‘外国历史’”。[25]世界史的学术概念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了，学科分类的改变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二是目前作为一级学科的世界史是专业而非研究方向，致使没有专职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不利于世界史的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提升，应调整现有研究力量并培养世界史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等后备力量，从根本上解决缺少专业研究和教学队伍问题。这方面国外早已这样做了，国内可以借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做法，在现有的世界史专业中建立全球史（即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的研究方向，部分世界史教师致力于全球史的研究与教学，同时招收相应方向的研究生。
三是目前本科教学中世界通史课程体量过大，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相对较弱，关系不甚合理。是否应考虑调整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现有布局，压缩世界通史，增加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分量和比例，形成本科教学中世界通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内容相互衔接、水平渐次递进的课程体系。据参会的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春高教授介绍，北大历史系数年前已经开始将世界通史压缩为一个学期的尝试，为低年级本科生开设世界通史概论课程，继之以地区史和国别史等更深入的课程。
四是世界史教材部头过大，一般分为古代、中古、近现代和当代多册，编写和阅读殊非易事。国外世界史著作和教材的体量越来越小，重在体系而非体量，我们可以适当参考。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18-1919年出版英文版，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据1971年英文版翻译出版的中译本共计85万字。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该书实际上是《西方的兴起》的教材版）初版于1967年，中译本根据1999年第四版译出，共计58万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由老麦克尼尔及其子历史学家小麦克尼尔合作完成并于2003年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仅40.7万字。[26]
我国未来世界史究竟采用何种模式和体系，可以继续探索。有一点应应该是明确和肯定的，即我们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偏重于世界史的纵向研究,也不能像国外那样主要或全部进行横向研究，而是要兼顾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条线索。当然，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各自意味着什么，可以多样化地理解，写出不同观点的教材，自由竞争,最后让社会检验。倘使解决了上述问题，世界史则可以名实相符，世界史和外国史研究各自专业化(特别是研究地区史和国别史的学者无需再承担世界通史课程,讲授自己没有专门研究的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本科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世界史教材瘦身后学者们可以腾出更多精力研究世界史体系的创新问题。如此，再加上其他的努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望从大国发展为强国。
当然，宏观世界史的建立与发展还需要高水平的外国史研究作为基础，具体说离不开外国史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共同推进，否则宏观世界史便失去源头活水。然而，我国目前的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力量畸轻畸重，布局很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地区和英美等少数国家，其他地区和国家特别是它们的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研究队伍相对较弱，甚至无人问津。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世界史升格为一级学科的机遇，大力加强世界（即外国）史人才的培养，在有条件的高校建立世界史专业，从本科生时进行外国史和外语双重训练，在此基础上进入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和外语的继续深造，从而培养出外语和专业俱佳的专业人才，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外国史研究中各种各样的外国语言制约、地区史和国别史中有些地方或时段无人问津等问题，为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和全球史提供空间更广、时间更长的高水平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只有外国史的基础打好了，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大厦才会盖得高、盖得牢。
[1]本文最初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4年11月22-23日举办的“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后又以此为题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了讲座。在发表前，笔者对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充实和修订，但主要观点没有变化。在此特别感谢参加上述会议和讲座的相关学者和同学，他们的发言和提问对本文观点的形成和最终修订功不可没。当然存在的各种问题完全是笔者的责任。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诚然，马克思这里主要讲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史,但它制约着第二、三种世界史的产生，后者的出现不会早于前者,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张后两种世界史出现在15-16世纪以后。
[4]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部分。
[5] William.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 History and Theory,Vol.34, N0.2(May,1995), p.9.
[6]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0页。
[7]B.Mazlish, “Crossing Boundaries: Ecumenical, World, and Global History”, in World History: Ideology, Structures, and Identities, eds., P.Pomper, R.Elphick and R.Vann,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1988,p.42.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定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普遍史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对20世纪一些外国学者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国别史本位的历史研究影响很大，也对解放前中国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雷海宗先生等产生重要影响（参阅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史是战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主要是从西方史学整体发展趋势而言的，并不排除存在个别例外。实际上，世界史写作的萌芽在20世纪前期已经出现，代表作是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解放前也被译介到我国（韦尔斯：《世界史纲》，梁思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27）。当然，除了马兹利什外，其他世界史的分类方法也是存在的，例如本特利认为，20世纪的世界史叙述包括历史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专业历史学家三种不同学派，详见杰里?H.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胡修雷译，《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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