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首开史义的窃取方式。
孔子治史与以往史官治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史义的取舍主体不同。孔子自称其治《春秋》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显然，孔子之外的史官治史，史义是公定的，并非出自著书者个人。史官遵循怎样的取舍标准？已无明确说法，但从文献的片言只语中，似可窥其端倪。《汉书·艺文志》说：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此处之“史官有法”，显然是一种著史的成例。关于这种成例，《左传》中屡有提及，如庄公二十三年之“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僖公二十四年之“不书，不告入也”；成公三年之“非礼也，勿籍”等等，均说明古史官记事有一定成例。这些成例，既是记事的规矩，也是衡量史官的标准。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其衡量的标准便是“书法不隐”，此“书法”之内涵实由董狐敢于直书“赵盾弑其君”一事生发而来。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董狐以之违背了维持等级秩序的君臣大义，按书法成例，便要负“弑君”之罪，这一记载，严明了为臣的职责，又尽到了史官的责任，故孔子称之为“良史”。此处之书法，显然指史官应当遵循的、对史事义理取舍的原则。
对古代书法义例，孔子既有继承的一面，亦有创新的一面。杜予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这些“常制”、“垂法”、“旧章”，既包括“书”与“不书”的记事规定，又包括义理取舍原则的立典“五志”。杜予总结“五志”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劝善”。前边已提及这最后一点是前四点的落脚点，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义理之所在。孔子对以往义理的沿用，符合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他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吗？当然要保留传统中的一些原则。但是，他又是时代的人，首先应当反映的是时代的需要，不可能全盘照搬故旧常例，必然更多地要体现“损益”关系中“益”的一面。故他所提出的“窃取”，正是突破旧例，抒发新意的表现方式。所谓“窃”者，个人私见也，针对的是“公意”、“官意”、“他意”，是纯属史家个人认识的一种发挥，这便把史官治史和史家治史做了区分，使原本为辅助治国执法的治史活动，升华为一种一家独断的学术活动。历史经常是在不经意之间，突发一种新状态，表现一种新性质的，孔子看似小心翼翼的“窃取”方式，竟然演化出一种大胆独立的文化活动，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确确实实堪称一场革命！它意味着，史家以其“窃取”的自主，成为了史学活动的主导力量，史家成了史学的主体。这样，由私人著史为标志的史学的相对独立，有了不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义理上的独断的权力。就此，史学独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具体到孔子“窃取”的现实意义，则应与第一部分所讲治史宗旨联系起来认识。他选取史著形式，对礼崩乐坏，臣弑、子弑的社会，进行“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批判，通过“窃取”义理的方式，有了抒发己见的地盘，更重要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可以通过“窃取”的方式，将其一生为之推行的仁政思想，深切著明地融入于史著，使之代表自己的思想，起到“一王之法”的作用，成为权衡是非的标准，对社会补敝起废，拨乱反正以达到王道大业的完成，这正是孔子以史学经世致用的理想效果，而达到这一效果的关键还在于义理的“窃取”。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说：“史之大源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也已，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有以独断于一心。”此处之“笔削”与“独断于一心”，即指孔子治史中的“窃取”一事，而“窃取”竟能起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效果，即使去掉其拔高的成分，也还是能说明“窃取”之重要意义的。
就此可见，孔子对体例的整齐划一，对历史的分期与损益的认识，对史料的处理原则，虽然均高出于以往史官，大大推进了史著活动的成熟与发展，但比起史义“窃取”的大胆举措，其意义还在其次。就此可见，真正使史学性质发生深刻变化，赋予史学以内在生命力的，还在于“窃取”这一方式，“窃取”是孔子私人治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综上所述，义理的“窃取”是孔子私人治史活动最为核心的内容。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前边讲到的私人治史的主客观条件，没有孔子对编写体例的整齐划一，对史观认识的提高和史料处理的改进，也不会取得“窃取”的成功。所以应该说，正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促成了私人治史活动的出现。而这一活动中，由于史家相对的人格独立，史学相对的学术独立，尤其对于义理“窃取”形式的取得，最终形成了我国史学从学术层面指导治国的经世致用的模式。其相沿两千多年，成果辉煌，被赞誉为中国史学最优良的传统。对此溯本求源，孔子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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