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宏观的思索：大一统封建政治的幻影
比较方法是否可以超越出在法学和文学领域已经成功的借鉴和移植的模式？譬如，在对封建大一统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从秦始皇到清朝皇帝，中国历来是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建立有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这一沿袭已久的观点其实是大可商榷的。民主化和以相当程度的中央集权为特征的高效率政府管理是政治现代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有效率的中央集权政府要到近现代才出现，其稳定形态是民主政府。在西方要到中世纪晚期，经过“专制王权”这一过渡环节以及近代的革命，逐渐形成成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下面我想从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粗略观察一下中西方历史，并借此说明，说古代中国长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看法不一定是准确的。
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学对国家功能的探讨似乎为比较不同文明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路径。宏观一些的历史比较研究看来需要引入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观点认为，专制君主的统治是古代东方历史的特点。魏特夫等人的“东方专制主义”观点还包括东方君主拥有中央集权权力的意思。魏特夫心目中的东方专制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他曾经说到古代东方的君主国是一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专制君主掌握了水利、土地和手工业这些当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发达的官僚机构和有效率的交通系统（道路、驿站），垄断军事力量的指挥权，通过户籍制度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从而在广阔的地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1]马克斯·韦伯虽然不使用“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社会”这类术语，但也曾经说过，东方的君主控制了军队和官僚机构，而西方君主起先并无这种权力，因此东方的城市成为中央政府严密统治下的政治、军事中心，而西方中世纪城市市民拥有自治权、有独立发展的机会。[2]（p1212～1262）晚近的社会学学者则对古代社会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他们认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传统政治，东西方的传统政治，都属于“前现代”政治，即非现代化的政治。他们通过比较研究和功能分析探讨了东西方传统政治相同的属性。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古代东方的君主专制政体，还是古罗马帝国和西欧封建王权，虽然有种种差别，但都没有真正实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这些政府（帝王和他们的官僚）和被统治的臣民之间存在有私人豪强这一中介环节，政府机关这一部机器不能直接统治民众，古罗马贵族、中国的乡绅、印度的村社领袖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君封臣，都充当了这种中介环节角色。[3]（p71）换言之，在传统社会一般是没有有效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是普遍现象，东方专制君主的统治与中央集权并没有必然联系。
索撒尔说得好，前现代国家在“仪礼”的层次上可以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在“政治行为”的层次上是地方自治的、分裂的，即具体的、实际的行政管理主要是各地自理的，不受中央太多牵制。[4]（p254）在政治理论上，“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被否定了，代之以“陛下并有天下”。在西欧，从罗马帝国形成到近代民主国家兴起，大一统帝国一直是政治学说中或强或弱的基调之一。也就是说，前现代政治文化在说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时候，着力鼓吹在行政管理上并未真正实现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观念。大一统中央集权观念在传统社会长盛不衰，并且成为前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需要，--传统政治既有赖于比中央政府更有效率的地方自治，又离不开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设的中央集权。国家不等于集中营，政治统治意味着“正当的权威”，意味着群众必须承认现存的政治统治是正当的。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是通过极力肯定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正当性来强化政治统治本身的正当性。
过去，我们在研究古代政治时常常把历史现代化，把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思考套用于古代社会，例如认为，秦的中央集权也和近代的中央集权一样，是生产、商业和交通发展以及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的结果。实际上，和近代相比，传统的“中央集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机制，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联成一体为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也不意味着行政事务、政府职能和官僚制度的高度发展。我们早就应该明确地意识到，传统国家活动是很有限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效率很低，大量事务要靠地方自治来处理。古代的中央集权往往只以一种不发达的形态存在，与此同时，人们普遍地在意识形态上鼓吹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较少论证“封建”或其他政治权力分散现象的正当性，总是强调诸侯和其他地方势力应该听命于中央，履行对中央的义务。贾谊因为诸侯强大、反侧难制而痛哭，为朝廷奉蛮夷、轻重倒置而流涕。中世纪西欧的国王加冕礼即使在王权最衰落的时候也在理论上肯定国王的最高政治地位。有趣的是，王夫之责怪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阴损，认为他害怕诸侯之祸完全是多虑，无烦痛哭，因为大一统的格局大势已定，封建割据不复成气候。[5]但是，如果以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汉代以及后来其他中国古代王朝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并不是有效的政府管理。
大一统的神话有其重要的功用，可以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得以确认。对早期国家的研究表明，许多很原始的国家也有被加以神化的大一统外壳，那里的统治者深深迷恋大一统的思想，而这些大一统观念往往比较明确地与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说明压迫和剥削的合理性。中央集权在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中徒具外表的形式，是形而上学的信条，但又是政治统治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的吴哥王朝（802～1431）是一个氏族部落关系还有很多残余的国家，建立在国王和他的氏族对其他部落和氏族的征服和统治的基础上。起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血腥的冲突，国家所代表的秩序得不到广泛的承认。后来国王借用德瓦拉贾崇拜（一种起源于印度的男性生殖力崇拜）和其他宗教迷信，把自己打扮成超然于氏族和部落之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声称自己是“世界之王”，成功地稳定了对全国各地被征服者的统治。[6]（chapter5）非洲乌干达的国家安科莱（建立于18世纪前半叶）也是这种情况。[6]（chapter6）在非洲的早期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是很困难的，各地的地方领袖本来很容易独立，可是他们不，他们拼命追求在名份上君临全国的地位，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的流血争斗加强了向中央集权发展的趋势。为什么会如此？乔治·巴朗迪矣对非洲卢旺达王国大一统观念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在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一小撮占统治地位的人为了取得他们对民众统治的正当性，以宗教迷信的方式将其统治置于一个边际含糊不清的领域；在观念上，这一统治不仅在地域上、职能上无限制，甚至扩展到自然界，以至统治者的形象同自然神的形象混同起来。[7]（p145～1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