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康等的《全传》明显地是以专题、事类为纲，大小标题，甚有意味，表明撰写的初旨就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争取更广泛的读者。本书充分利用部帙巨大的优势，广泛搜集资料，叙事详尽细致，而且寓入许多精到的评论与分析。例如在叙述惩贪实例后指出：乾隆帝虽严惩贪官，“然而一旦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有可能导致局部统治陷于危机，就又要施格外之恩……吏治与民生就是这样互相制约着，驾驭其间，焉得不难！”；〔4〕在详述乾隆帝的“帝王品味”后， 论析了中国帝制文化以夸示宏伟为价值取向的问题等等，不仅学术见识深邃，且颇具发人深省的意义。为了达到“全传”的标准，采用了一些涵括大的标题，尽量多纳入史事，但同时也就有庞杂、不明晰的副作用，例如第四《履霜临民》中有“驾驭之道”一节，谁能从这标题中想到里面竟包含革除弊政、减轻赋税、奖励垦荒、移民屯种、蠲免钱粮、解决旗人生计等诸多内容呢？再者，按事类撰述的方式，不便于综合勾画一时期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本书在这一点上只好有赖于书前的长篇序言（戴逸撰），或经由读者自行思考与综理了。
几部乾隆帝传记有着总体上的成就，也有着共同的薄弱环节，即对于乾隆帝思想的研究尚嫌不够。虽然有的著述论及他的“宽严相济”施政方针，有的论述了他的秘密建储理论，有的谈到其乾纲独揽的帝王观念，有的述及其正统论等等，皆属于思想研究范围。但各书均未将乾隆帝的思想作为系统的研究专题，仅个别或附带性论及，足见主观上即未加重视。乾隆帝的军事思想、刑法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存于其谕旨、文集、诗集、书序、题识及钦定各种官书中，而最有特色的是以审视古今历史为枢机的政治思想，并集中地表现于《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及批语中，反映出他在天命与人事、朝代更替与正统论、君权与君臣关系、用人行政、臣节忠孝、储贰嗣位等等问题上的见解，建立起一个比宋明理学家更严密、更纯粹的封建主义历史政治思想体系。其中乾隆帝的批语又辑录为单行的《评鉴阐要》一书，清廷及乾隆帝本人，将这套著述推崇至极点，《四库全书总目》称：“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熄，百家谰言，原可无存”，〔5〕乾隆帝在《序》中自称该书“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书成若干年后，仍津津乐道：“此编体例一本至公，以为万世君臣法戒，史册权衡”。〔6 〕表明乾隆帝不但是独揽乾纲的专制君主，还要作思想上的教主。实际上，他无论是审视历史文化还是主持当代文化事业，都是以思想教主的姿态出现。他曾批评孟子、程颐、朱熹等儒学圣贤的某些说法，也不惜改变清廷对明清之际历史的多年定论，提出南明福王被执之时为明亡时间，禁止将唐王桂王政权称以“伪”字，所有这一切作为，都是要树立其封建思想体系的权威性、统一性，令天下万世遵奉。不抓住乾隆帝生平思想的这一要领，就不能深入理解和正确评析其某些举措和行为。
三、传记史学之我见
自西汉司马迁撰成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给历史人物立传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内容，独立成书的人物史传也随之产生，至晋朝而繁兴。史传之书有一家族内人物的合传，有一地区人物的合传，有一类别人物的合传，也有单一人物的传记。独立成书的史传与纪传体史书的人物列传并兴，使中国古代传记史学异常发达。近代以来，章节体史书勃兴，成为撰写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主要形式。章节体有很多优点，写法机动灵活，适于记述各类历史内容，便于因史事的需要分合调整。但章节体的通史与断代史，却不能象纪传体那样详细记述各个历史人物，而历史的主体是人的活动，读史者有着深入细致了解历史人物的需求，学术界也需要加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传记史学因而以新的方式发展起来，除编年体的年谱外，多采用了章节体的撰述方法。这里，拟结合乾隆帝的传记之书，讨论撰写上的几个问题，用以抛砖引玉。
第一，传记史学应注重记述的客观性与评析的准确性，这是保证作品质量的重要条件。为了记事的客观性，有时需要认真地进行历史考证，这是个学术问题。而对于现成可靠史料的取舍，则制约于作者的主观认识。周著《大传》记述平定准噶尔之战文繁事详，却不言乾隆帝下令对厄鲁特人大肆屠杀的史实，未批判其滥杀无辜的残暴行为。乾隆帝平定准噶尔是一项维护国家统一的功业，是一大历史贡献，笔者认为不必过于渲染其屠杀政策，但至少对客观的滥杀史实要有所交待、有所批判，方为尊重史实的撰述态度。孙著《乾隆帝》对乾隆朝的文字狱，大讲纂修《四库全书》后的残酷情状，对于前期，只谈到乾隆三十七年一案，而且强调了处理之宽。〔7〕据统计，乾隆前期有五十多起文字狱， 有的处置十分酷烈，学术界早有论述。如果在一部完整的乾隆帝传记中对此避而不言，不仅是记事不够客观，而且会导致对乾隆前期政治一片清平的不正确认识。因此，记述的客观性也是确切评析历史的前提条件。
第二，历史人物传记记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还应向读者提供一个宏观性的概括，对历史人物的行为、思想、人格、功过及其时代特征作出全面的评论。这可以在全书序言或前言中完成，也可以于书后专立一章、一节。这种总论应写出较高学术水平，要有机地联系全书内容，使人从中获得对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的总体认识。周著《大传》、白著《乾隆传》、孙著《乾隆帝》皆在书后有一总结性论述，略具此意，郭著《全传》则以戴逸论文为序。唯唐著《乾隆传》前言既略，后无总结，可视为缺憾。
第三，历史人物传记的作者，应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掌握尽量多的有关史料，了解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经过分析和提炼，才能做到不遗不滥，突出重点。在传记中，不应把某一方面的史事全部遗漏，也不应将某一方面史事中最有代表性者遗漏，还不应将具备特殊性、特殊意义的史事遗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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