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著《大传》漏载的史事较多，上文已述。而书中惩贪问题专立一章，却多选受到严惩的大案，将乾隆帝宽纵、姑息的案例遗落不载。孙著《乾隆帝》认为乾隆前期“严惩贪官”，后期概括为“姑息纵贪”，亦未全面。实际乾隆前期也有宽纵贪犯之例，如乾隆七年苏州织造海保，贪污银二十二万两案发，因其母为雍正帝乳母，被法外施恩宽释。乾隆十二年大学士查郎阿受贿案发，乾隆帝却以其为先帝旧臣，“朕不忍置之于法”而免究。〔9〕乾隆后期，也有处置严厉的惩贪案例， 这反映出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只能是“人治”而没有法治。历史记述应兼顾正反两方面史实而比较分析，不应偏于片面。
在记述全面性的问题上，对不同篇幅、不同结构之书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乾隆帝在平定新疆之后，命郎世宁、王致诚等人绘制平定伊犁回部全图十六幅，《国朝宫史续编》卷97略载其事。而法国人伯希和撰有长文，详述乾隆三十年五月乾隆帝下令将图运至欧洲制铜版印刷之事，经冯承钧译成中文。〔10〕文中对乾隆帝谕旨、郎世宁致法国绘画院的信件、中法之间的合同书、工价银、运输途径、国外机构对此事的重视、完工进程等均有记述。今各部乾隆帝传记均未载此事，他书可不必苛责，但郭著《全传》部帙甚大，且专有《西洋意趣》一章，这样的反映乾隆帝意趣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特别史事，理应予以详述。
第四，传记史学应立足于精湛的学术性，同时注意发挥普及历史知识的功用。在学术见解上，只要经过认真研究，立论有据，即使未成为众所依归的定论，也胜于平淡无奇、敷衍成编之作。例如白著《乾隆传》认为乾隆帝厌弃理学家而扶持考据学派；周著《大传》认为乾隆帝在平准战争中，完全信赖阿睦尔撒纳并以其为主力进攻达瓦齐，是“决策失误”；孙著《乾隆帝》认为乾隆帝的封禁东北政策，造成东北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唐著《乾隆传》认为乾隆初年并非有意实行宽政，乃是强调“实政”；郭著《全传》认为山东王伦起义等反清暴动，不是由于农民生活困苦，而是乾隆帝严厉取缔“邪教”政策激发所致。这些结论，虽仍可继续讨论，但作为学术新见，已为著述增色。
学术见解不能苛求一举而成定论，而撰述时则应力求深入精致，尽量避免以粗糙的“毛坯”作为成品。愚所谓“毛坯”，非指学术上有大的疏失舛误，而是令人一读，即可知其未经深思熟虑，未经查考探讨。例如乾隆朝《四库全书》之外的修书活动，周著《大传》、唐著《乾隆传》全然不载，当无可置喙。白著《乾隆传》综述“编定群书”，书名举例有似信手拈来，漫然成篇，一些非常重要的修书事项如《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等等，反而连书名也未提到。郭著《全传》采取分类开列书名目录方式以示其盛况，处理得颇为机智，但未入《四库全书》而人所熟知的编录《满洲实录》、《满文老档》及纂修《功臣传》第二、三、四、续集等等均未列述。〔11〕著录之中完全因袭《四库全书总目》之误，如《平定金川方略》本为乾隆十四年始撰，仍误为乾隆十三年；《平定准噶尔方略》于乾隆二十年开纂，乾隆三十五年全部成书，却仍误作乾隆三十七年“奉敕撰”；《御批通鉴辑览》后附《明唐桂二王本末》，实为四卷，仍误著录为三卷。〔12〕孙著《乾隆帝》第八章《盛世修书》似可辟出新意，然而“褒忠贬奸”一节叙述清廷追谥明朝殉节大臣，竟然只字不提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这岂能符合“盛世修书”的总标题？而所述《明臣奏议》一书，又与“褒忠贬奸”毫不相干。在“编满族要典”一节，《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乃为带注释的历史地图，称之“要典”已属勉强，至于《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只是订正三部正史译音用字，滥竽其中，殊不相称。诸如此类，皆为未致深究细考，仓促成文而永存遗憾。
历史人物传记读者较广，应着眼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性，注重语言文字的生动活泼，给读者提供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撰写方法上力求重现历史的真情实景，而不应一味的景外“旁白”。传记史学不应将最广大的读者完全让给“演义”、“戏说”之类挂上历史品牌而又背离史实甚远的文学作品，而应在学术性与普及性统一的宗旨下，以科学、深邃、启人心智、生动精彩的作品，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作出贡献。
注释：
〔1〕《乾隆皇帝全传》第173页。
〔2〕白新良《乾隆传》第376页。
〔3〕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前言》。
〔4〕《乾隆皇帝全传》第231页。
〔5〕《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
〔6〕乾隆帝《阅通鉴辑览作》自注，载《国朝宫史续编》卷89。
〔7〕孙文良、张杰、郑川水《乾隆帝》第414-415页。
〔8〕《清高宗实录》卷167，乾隆七年五月乙亥。
〔9〕《清高宗实录》卷285，乾隆十二年二月。
〔10〕连载于《中国学报》二卷四期（1944年12月）、三卷二期（1945年2月）。
〔11〕乾隆朝纂《功臣传》，见《国朝宫史》卷28，《国朝宫史续编》卷90。
〔12〕参阅《史学集刊》1990年第1 期《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官修史书提要订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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