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的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 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的文章，因其深刻地代表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喊出 人民大众尤其是全国青年的心声，因此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势如狂飚。顽 固保守势力则视之如洪水猛兽，群起反对，要追究《新青年》的罪责。这正证明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宣传的革命民主主义和进步历史观深深击中了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腐朽思 想观念的要害。面对保守势力的反对指责，陈独秀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的 名文，更加勇敢地举起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立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 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 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 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 旧文学。
并表达了为宣传新思想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坚定态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 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 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 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 血，都不推辞。”[6]（P72-73）这正是自觉地代表社会革新力量，指导时代潮流前进的 思想界先驱者所具有的胸襟、献身精神和勇气，与李大钊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 文章”同样辉煌史册。1919年6月，陈独秀因亲自撰写和散发抗议北洋政府逮捕爱国学 生的传单，遭到官厅逮捕，激起了全国舆论界的愤怒抗议。李达在上海发表《陈独秀与 新思想》一文，称陈独秀是“鼓吹‘新思想’的书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 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 青年从朦胧提醒觉悟起来”。因此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7]。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 刊号（1919年7月）著文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 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欲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 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像，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 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 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 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 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他逮捕和禁锢报给他 。”[8]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思想启蒙、宣传新鲜历史观的地位： 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他在那个时代的形象是一位屹立在反帝反封建最前沿阵地的 大刀阔斧勇猛拼杀的斗士”[9]（P10）。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彻底的反 封建主义的姿态，宣告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史的新时代的到来。“五四”运动的爆发 ，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中国近代史学则进入了 以新历史考证学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观传播双流并进的新阶段。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 五四”以前，已经成功地运用进步历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和文化问题，认清了 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以及封建旧文化的桎梏，因 此，当经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传入马克思主义之际，他们便胜利地完成了由革命民主 主义者向初步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成为最早宣传唯物史观原理的人物。陈独秀于19 20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批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认为要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对 政治实行彻底改造，劳动阶级应该改造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治和法律，“用革命的手段 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此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并且阐释《共产党宣言》中论 述的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 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此年夏天，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同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办了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陈 独秀在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宣告了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用阶 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 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10] （P129）
二、李大钊：由具有卓识的社会历史观点走向唯物史观
李大钊同样是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由于陈独秀主要活动于南方（1916年初以前以及 1920年初以后），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方，故当时即有“南陈北李”之誉。李大钊关注 的问题和阐述的观点与陈独秀有许多共性，同时又有其鲜明的学术个性。
李大钊早年读书即开始接触“新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政法学校。1913年入日本东 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初，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 一条”的斗争，次年5月回国，投入反袁斗争。同年8月任《晨钟报》总编辑。《新青年 》创刊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李大钊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深切关注民众的命运、民众的意志，这就赋予其进化史观 和民主思想以深刻的社会实践性和科学性内涵。民国元年6月，他就撰有《隐忧篇》， 认为中华民国初建之际，正是各界人士面临“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以求 国家日臻强盛之时。“民国”之船本应有希望缓缓行进，最终到达彼岸，但它迟迟数月 ，犹处于“惶恐滩”中，“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 激荡”。环顾国中，现今正紧迫地存在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六项危难 [11]（P1），亟需采取应对的办法。“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 正巨也！”[11]（P1）次年又撰《大哀篇》，痛斥军阀横行、战乱频仍，造成民众陷于水 深火热之中！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 ，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并散发《 警告全国父老书》。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李大钊满怀义愤地列举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一系列活动，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国民奋起自救，用“卧 薪尝胆”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志气，誓死反对日本侵略，鼓励国民“勿灰心，勿短气” ，坚持到最后胜利。[12]（P8-18）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李大钊站在反袁斗争的前列，同时也由于袁贼上演这出称帝 丑剧，引发他对民众觉悟与国家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使其理论思维得以升华。当 1914年，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写文章为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时，李大钊即著文 予以痛斥。至1916年初，袁贼迫于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但仍 腆然窃据大总统职务。民国已经宣告成立，举国公认实行共和政体，但袁贼为何能利用 当时出现的种种政治丑恶现象实现其复辟野心？如何总结出经验教训以杜绝帝制再度借 尸还魂？李大钊作了深刻的理论探索，围绕国家政治制度与民众觉悟和组织能力，民众 如何认识自己的力量、发挥伟大的作用，以保证国家逐步地沿着民主、富强的道路前进 等问题作了分析，得出了极其宝贵的认识。他认为，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和维护，必须 以民众提高觉悟程度和组织能力为基础。“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盖政治者，一 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良以事物之来，纷沓毕至，民能以秉 彝之纯莹智照直证心源，不为一偏一曲之成所拘蔽，斯其包蕴之善，自能发挥光大，至 于最高之点，将以益显其功于实用之途，政治休明之象可立而待也。”[13]（P40-41） 再者，他提出必须正视中国几千年专制政体压迫民众造成的历史重负，要彻底破除民众 心目中对“英雄”“神武”人物依赖、迷信、盲从的落后意识，要教育民众相信自己， 掌握自己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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