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吾民脑中所宿之“神武”人物，曾几何时，人人倾心之华、拿，忽变而为 人人切齿之操、莽，袒裼裸裎，以暴其魑魅罔两之行于世，掩无可掩，饰无可饰，此固 遇人不淑，致此厉阶，毋亦一般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有以成之耳！……残民 之贼，锄而去之，易如反掌，独此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改，恐一桀虽放， 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吾民纵人人有汤武征诛之力，日日兴南巢牧野之师， 亦且疲于奔命。而推原祸始，妖由人兴，孽由自作。民贼之巢穴，不在民军北指之幽燕 ，乃在吾人自己之神脑[13]（P47）。
由此，他又相当精辟地论述“民众”与“英雄”的关系，认为英雄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力，在于集中民众的意志而拥有，是民众意志的总积累，故离开民众的支持，是不存在 英雄人物：“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 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 [13]（P48）最后，李大钊针对民国成立、共和之政体虽已肇始，然而主持正义的社会舆 论反更受压制，言论自由愈淹没不彰的现状，阐释了法制、秩序与理性、自由二者的关 系。他指出，法制、秩序必须建立在理性和进步的基础上，社会才能进步：“群演之道 ，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 ，而后秩序为可安；必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是秩序者，法力之所守 ，进步者，理力之所摧也。”[13]（P54）并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呼吁国民应以发展民主 思想、民主政治作为当今紧迫而重大的任务，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民贼窃国的基础：“盖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今犹 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 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 ，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 也。”[13]（P56）李大钊精心撰写的这篇《民彝与政治》，是标志着民国初年历史观取 得重要进展的珍贵文献。我们细心紬绎此文，可以发现：李大钊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 论述，已经自觉地运用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具体地分析问题的方法，因而对一些重要的 命题的阐释，既继承了20世纪初年宣传进化史观的学者和革命派宣传民主共和的进步观 点，且又明显地向前推进，在社会民众觉悟与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和运作之间的关系， 民众的实际愿望与“英雄”人物的作为、成败之间的关系，法制、秩序的维持与发展民 众的自由意志、保障国民的民主权利之间的关系等项的认识，已达到与唯物史观原理相 通的高度，这就为他此后在历史观上实现意义更加重大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当1916年，北洋军阀不顾公然违背民众意志，要在宪法草案中列入“国民教育宜以孔 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李大钊同样予以有力的抨击，他指出：“宪法者，现代国 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 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14]（P 77）但其文章又明确地表明他所严词批判的历代专制君主利用不断演化的孔教作为维护 其专制权力的法宝，而非指孔子学说本身。他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 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15]（P79-80）。这些言论，显示出他对儒学采取了 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辩证态度，是很可贵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把中国的希望寄 托在全社会中最有朝气、最易觉悟的青年身上。1916年，他连续发表《<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青春》两篇名文，以火热的激情，号召青年乘风破浪，勇往直 前，担负历史的重任，冲破一切旧势力、旧思想的阻碍，再造民族的生命，把国家引向 光明幸福的未来。他说：“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 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 ，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16]（P63，P60）“凡以冲决历 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 望矣”；“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 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 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 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 乎远矣”[17]（P71，P75-76）。
如上所述，李大钊作为思想界的先驱者，在1917年（这一年他刚28岁）以前，他所具有 的坚决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和自觉担负救国重任的崇高历史责任感，他 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他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对于文化问题所持的既严肃批判又 作辩证分析的态度，都证明他是无愧于站在时代潮流前头引导潮流前进的卓越人物，而 且决定他由此走向唯物史观的更高境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受到极大的鼓 舞和启发，1918-1919两年，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 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他批评了国内有的人认为俄国 革命所要解决的是“面包”问题，必将导致社会混乱的错误看法，而认为：“不知法兰 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 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 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8]（P102）预言十月革命的胜利预示着 20世纪全世界大变动的到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专号。他本人发表了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 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 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 联络起来”[19]（P177）。故此文的发表，是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由此也 更可证明李大钊在革命史上的伟大功绩。
李大钊在从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十分重视与史学工作结合起来，阐明 唯物史观指导对于从根本上改造旧史和开辟科学地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他于1920年在 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其讲义内容包括有《史观》、《今与古》、《 鲍丹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题目，（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李 大钊文集》时，已按《讲义》原来的顺序将这11篇文章收入。）其中有的文章如《唯物 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曾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李大钊指出历史资料与历史 的区别：“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 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历史“不是 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 生命。”[20]（P264-265）他批评：“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 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 固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21]（P346）他强调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对于推进历史 研究的意义：“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 。”[20]（P267）并批评各种错误的观点。李大钊在这时已经有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 旧史的思想。他对于旧史学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因此，他很快地又在讲授《史学 要论》课程的基础上，于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一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 史唯物主义并将之与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相结合的著作。李大钊在书中论述了应当把客 观存在的历史与人们对历史的记载分开的观点。这对于当时的旧史界把历史文献看做历 史本身，是一个深刻的、很确切的批判。他在书中高度评价史学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 ，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 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 珍国宝。这一层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 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 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 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22]（P76 3）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评价的：“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 的遗著，还觉汗颜。《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 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集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 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 道路的人。”[23]（P640）
中国近代史学经过80年的发展历程，它由鸦片战争前后肇始，取得突破传统史学旧格 局的历史性跃进；以后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突出地宣 传“历史必变”和“变法”的思想，直接介绍西方制度文化，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借 鉴；戊戌前后至20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进化论在国内迅速传播，成为国人观察历史和民 族前途的指导思想，并在史学理论和通史撰述上结出硕果，宣告了严格意义上“近代史 学”的诞生，同时革命派人物在运用历史知识宣传革命思想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至民 国初年，虽然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但由于近代史学在观点上、方法上、史料上经过长时 间的积累、蓄积了有力的势头，因而在史学研究和历史观点上都引人注目地创辟了新的 局面，预示着中国史学将跨入新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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