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启超史学思想变化的原因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了后人的很多议论，批评者有之，赞同者有之，表示理解者 亦有之。我以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在主观上与他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直接关系；同时 ， 就客观而言，他的史学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进化史观所表现出的怀疑和困惑，既是中国 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的反映，也是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 对 梁启超的直接影响所致。
从梁启超本人来看，在他游历欧洲之前，他的主要精力和主要活动均在政治领域，他的所 思所想多为政治而发，他的著作言论也多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他所言：“吾二十年来 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问学既谫薄，不能发为有统系的理想，为国民学术辟一蹊径 ；吾更事又浅，且去国久，而与实际之社会隔阂，更不能参稽引申，以供凡百社会事业之资 料 。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 治而已。”[2]（文集之三十三P51-52）由此观之，梁启超无论是宣传进化史观，还是撰 写《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史学论著，都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 史学的强烈的批判态度，也是政治激情大于学术分析。换言之，他的史学思想因其政治性所 使然，很难趋于客观。他所提出的“新史学”主张，一方面表现为开创性和批判性的特色， 其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另一方面，在系统性和建设性方面，则实有不足 。
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情形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他的主要精力开始集中于学术，而对于 政治则放在其次，“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 ， 皆当中止”[2]（文集之三十三，P53-54）。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活动历史数次变化的最重要的 一次变化。此后直至去世，梁启超的主要时光是在著述和讲学中度过的。从政治转向学术， 从政治家转向学者，既导致了梁启超对政治与学术、对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 识，也导致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在各种学问中，梁启超最重视的是史学，即如林志均所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 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一定在史学方面。”[3]（P3）由政治家转而为学者的梁启超， 在史学方面做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他曾有志在中国通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 史、中国佛教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进行探索和著述，以期健全其“新史学”体系。正是在 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对历史观、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变化也由此而产 生，譬如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从彻底否定到有选择地回归，对历史学目的、性质的重新界定， 对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观察解释历史现象的怀疑等。
同时，当他在游欧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西方的社会现状、实际接触到了当时流行于西方学 术界的各种思想观点之后，随之产生的困惑是导致梁启超后期思想变化的客观原因。对此，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进化史观的传入，曾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真正全面地 了解了西方的新学理。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的思想观点，而无暇经过相当时间的对比、 消化和借鉴，很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梁启超素以善于接受新思想和勇于否定自我著称，他 在欧洲了解了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认识到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 异性，考虑到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人的“直觉”的特征，遂产生了对进化史观寻求“公理公例 ”、因果关系等基本特点的怀疑甚至否定的主张。这反映了在接受西方学理时，面对各种各 样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缺乏深刻的把握、准确的理解、全面的认识所表现出的惶惑和动 摇，可以看做是在探索中西学术结合之路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第二，还应当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是救亡图存，是爱国主 义。梁启超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只要学习西方，就可以富国强兵。但到了欧洲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正处于萧条的时期，思想领域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梁启超目睹并 且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原本心目中先进的、要学习的目标，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使得 他产生了悲观、迷惘。梁启超所信奉的进化史观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也说明进化史观的局 限性，说明进化史观在当时已经在许多方面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他不惜推翻自己曾 经大力宣传的进化史观，坦率承认进化史观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和解释历史。
梁启超思想观点的变化，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史坛在接受西方史学并开始致力于中西 史学结合过程中的一种基本现象。梁启超的变化，就他个人而言，固然与他接受西方学理比 较博杂，且又没有形成成型的理论有关，但是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仍可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 素。首先，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认识到了西方的一切并非尽善尽 美，由此可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之；其次，通过前面的认识，促使人们回过头来反思， 对传统文化完全否定的做法是不妥的，应当用一种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用新的眼光来 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许冠三指出：“任公新史学的成长经历，恰好是一个从迷信西学 到择善而取、从背离传统到选优发扬的辩证过程。”[1]这的确为十分中肯的评价。如果说 ，梁启超前期充当了批判旧史学的勇士的话，那么梁启超后期在建立新史学、开创现代史学 新局面方面是成就卓著的建设者。他以丰富的史学研究成果，为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做出了重 要贡献。梁启超作为一位探索者，积极地吸收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且勇于否定自 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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