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善变是梁启超学术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为此而常为人们所垢病，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 不能说这正是他的一个长处。就像他曾自我剖析的那样：“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 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2]（专集之三十四，P66）梁启超因 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而变，因自身的地位和处境的不同而变，因接受西学的更加广 泛深入而变，这些他本人并不讳言。但是还应当看到，在一些大的方面，他却坚持一贯到底 ，始终不变。
最为明显的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前期的论著，梁启超极力强调史 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把史学作为激发爱国热情、强国富民的重要工具 。后期的论著，他仍然以阐发民族文化的优良遗产和讴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己任。 譬如，他在《新史学》中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 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 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文集之九，P7）他撰写了《波兰灭亡记》、《越南亡 国史》等著述，意在警醒国人，避免重蹈覆辙；他还撰写了《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 等人物传记，以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后期，梁启超史学中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只是多从 学术的角度进行科学地分析和论证。1920年作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认真界定了“ 民族”、“种族”、“国民”的概念和关系，十分严谨地叙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 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 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2]（专集之四十二，P31-32）文中还批驳了在当时流传一时的外国学者关于中华民族“西来 说”和“南来说”的错误言论。张荫麟认为梁启超后期“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 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4]梁启超后期的大 量学术论著，无论是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总体阐述，还是对史学理论的系统构建，弘扬传统 史学的优秀遗产，建立新型的中国史学，是其主要目的。他赞成史学求真，但始终未忘求真 的 目的在于致用，始终把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他史学思想的最基本内涵。
积极主动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把西方学理与中国史学加以结合，也是梁 启超史学的不变特征。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就将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结合 起来，强调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的。此后，又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提出了“ 新史学”的主张。梁启超对于晚清以来西学输入存在着“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 弊”深感不满，批评“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2]（专集之三十四，P72）。在 欧洲游历期间，他积极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借鉴西方史学 ，以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及《中国 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也可以看做是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重 点陈述“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主观的观念之革新”，并声言“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 ，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2]（专集之七十三，P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意在补前者 之不足，“注重理论的说明”和“专史的研究”，[2]（专集之九十九，P1）探讨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从形式到内容均令人耳目一新，风行一时，影响至远。当时依据西方史学专论 史学方法的人有许多家，他们多有留洋经历，外文水平也高于梁氏，但大都远不及梁著的影 响大。究其原因，除梁氏在学术界的名气无人能比之外，更重要的，正如有人所论，“梁氏 文中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丝毫未见窒碍之处。这项移植工作 看似平常，实则绝难；以至后来的学者固然在理论层面能够推陈出新，惟在事理圆融一方， 犹瞠乎其后。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 史知识熔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5]。
梁启超后期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绝对地否定了以前的自我，而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因 遇到了无法解释或难以回答的问题所表现出的彷徨和困惑。即使如此，其变与不变仍应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他的史学思想在前期和后期所表现出的变化之中蕴涵有不变的因素，他的许 多 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这些不变因素的制约。这也是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成果享誉甚大， 影响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毕竟由于他在对历史观的把握上摇摆不定，一定程 度地影响到了他对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有体系的、更加深入的探讨。这也说明，在史学 研究中，持有正确和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指导的重要性。
原文参考文献：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梁启超。文史学家的性格及其预备[N].时事新报·学灯，1923-11-10.
[4]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N].大公报，1929-2-11.
[5]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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