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此外，个人也决非孤立的存在。
一方面，他在某一对他而言是给定的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家庭网络），另一方面， 他也根据其需要和具体情境维护，改变和利用这一网络。这一来自美国社会学界的社会 网络概念自最近15年以来在社会历史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超越 上述结构史学的方法，并将社会活动者本人置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中心来加以研 究。
3.对模式的批判和对历史叙事的回归。
1980年至1990年间，人们常用史学的危机一词来描述当时怀疑主义和质疑一切的研究 氛围。这种氛围使人们进而反思历史学的地位及其科学性。当时的一部关键性的著作为 研究古希腊-罗马史的专家保罗·维内（Paul Veyne）所撰写的，自1971年起陆续出版的 《如何编写历史？--历史学认识论问题评论》一书。该书猛烈抨击了种种赋予历史学 以科学地位的企图。保罗·维内认为，历史学就其本质而言关注对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 的历史史实的研究，因而历史学家必须严肃对待这种性质。因此，历史学事实上毫不留 情地排斥那种建构在规律性基础之上的因果式推理，因为历史史实绝不会重复发生。这 种观点导致了两种后果。首先是对历史知识的某种相对主义认识，认为历史知识不属于 真理性范畴，而是与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和历史学家的选择密切相关，历史的真实因而 是无法企及的，历史学家只是在重构历史事件的情节，在撰写真实的小说而已。其次， 历史学知识的进步并不取决于永远属于主观范畴的历史知识的累积，而是取决于历史学 家反思历史问题的触角的延伸。具有创新意识的历史学家往往是对史料提出前所未提出 过的问题的人。保罗。维内常常以米歇尔。福柯的研究成果为例，说明他是如何在研究知 识和权力的历史性对峙的框架中思考个人与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发前人之未见的。我们 在此强调的是这种对历史科学的激烈批评与《年鉴》学派多年来关注的史学问题在某些 方面的不谋而合。保罗。维内的立场在法国之所以影响深远，还在于他的研究受到了哲 学家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的有力支持。利科尔在1983年发表的著作《时间与叙 事》中，以哲学论证的方式证明，历史学属于叙事的范畴。他甚至论证说，费尔南。布 罗代尔的历史学模式研究的标志性著作《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尽 管奠基于著名的三个历史时间维度的结构之上，依然属于依据一些历史事件的情节建构 起来的叙事（情景叙述）范畴。这些批判不仅对今天在美国和欧洲历史考据学界占主导地 位的有关历史学知识的相对主义观念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而且对史书的编撰，对突出 历史叙事的贡献，对弘扬历史叙事的作用，皆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最近的一个例子便 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塔凯特（Timothy Tackett）所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 作。他在分析国王于1791年6月逃往瓦伦事件的后果时，认为有必要将其著作的一半篇 幅用于对逃亡事件本身的详细叙述，而这在10年或20年前简直是无法设想的。
三、个人、地方、事件
作为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宏观历史研究视野的反动，近几年来的历史研究深深打 上了对个人历史研究的关注的烙印。也许我们应从历史学家的这种转向（包括整个社会 科学界的转向，只有经济学为例外，因为自19世纪以来，系统地研究个人经济行为已成 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见出西方社会个人主义倾向日益增强的趋势，因为时至今日，对 作为一个既具整体同一性亦具特殊个性的个人的权利的尊重已成为重中之重的要务，无 论是就现在而言，还是就将来而言（退休，环保等），莫不如此，当然集体与政权机构的 权利相较而言却在削弱。历史考据学领域亦不例外，而且愈来愈倾向于认为对个人历史 的研究最有助于释清社会体制问题与社会运作的问题。
（一）个人和微观史学
自1980年至今20多年，史学界对个人的历史，尤其对其社会阅历的关注与日俱增。目 前占上风的观点是，鉴于社会现象的高度复杂性，历史学家若想对其有所理解，则必须 进行深入细致而且立足于一时一地的研究。甚至连那些极限性的历史情境也倍受史学界 的高度重视，因为它们能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理解社会的运作机制。正因为如此，混血 人群的问题在拉丁美洲才被研究得特别深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问题已然预示了 我们社会的未来，而且更为突出地揭示了当今人类学问题的根本机制（如联姻问题，跨 文化问题，体验不同文化差异的方式问题，社会统治和族群间关系的联系问题等等）。 同样，史学界，尤其在法国史学界，人们愈来愈注意研究奴隶问题。对此现象的理解不 仅与目前人们重新审视白人和黑人之间关系的历史这一政治氛围有关，而且也与某种极 限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有关，恰恰是这种极限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的例外性特征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人身依附的诸种形式问题或抑制与反抗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种对个人历史的关注表现为对传记作品和自传的重新发现和解读。曾几何时，宏观 历史研究方法盛极之日，恰为传记类作品信誉尽失之时。然而米歇尔·福柯和阿兰·科 尔班（Alain Corbin）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建个人历程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然而传记类作 品的样式也为之一新，因为乔瓦尼尼·勒维（Giovanini Levi）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皆从 理论上告诫我们警惕任何形式的“传记性幻觉”：须知，若历史学家试图在某个人的生 平中重建内在逻辑联系而忽视偶然或巧合的因素，那么他将面临学术上不小的风险。但 是，人们对于传记作品的关注恰恰是因为，较之于对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研究而言，对个 人历史的研究更易于重建历史情境，重建个人所拥有的所有可供选择的机会，以便理解 这个个人作出决定其一生的决定的缘由或此种缘由的缺失。
微观历史研究的方法则为这种对个人历史的特别关注提供了说服力与理论内涵。这种 对个人历史的选择与重新思考社会历史的勃勃雄心并无矛盾之处。相反，这种选择恰恰 源于人们对社会历史研究特别忽视人际关系的重大作用这一点的不满。微观历史学者认 为，为释清人际关系的重大作用，惟有可能对其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的非常地方性和局 部性的史实，才会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真实，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构成。个人之所以占据 研究的中心位置，不仅由于他是社会的原子，是社会不可再简约的构成元素，而且还由 于在最好的情况下，学者能够掌握有关他的历史的详尽资料。这种微观历史学研究方法 与自70年代末年起便同时出现的数种研究方法不谋而合：在德国有Alltagsgeschichte ，即生活史或日常生活经验史研究，在意大利则有microstoria，即微观历史研究；在 英国有thick description，即由克利弗·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的阐释性人类 学对史实进行“厚”描述的方法，还有在法国于90年代初由《年鉴》杂志提出的新的社 会史观（我们在下文中会继续对此加以讨论）。尽管其形式多样，然而微观史学的研究方 法近年来在欧洲历史考据学界已经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各种研究方法的共同点，不 仅在于其对地方局部性史实的特别关注，也在于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此之前，大 多数学者的共识为，我们的社会奠基于经济活动之上，而现在，研究重点已转移至社会 问题，因为对社会问题的把握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体制，而且社会问题亦应被视为 用以解答社会其它领域中提出的问题的钥匙。因此今后史学的前沿学科即为科学的社会 学史，艺术的社会学史和经济的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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