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赋予历史事件的新的认识论功能显示出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 此以后历史学家们便对历史事件的历史作用深信不疑。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历史 研究正在逐渐从历史时间决定论向被人们称之为“随机性”理论过渡，换言之，偶然性 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决定论者眼中，历史事件作用甚微，因为它对历史长河的流向并无 影响；对偶然性论者而言，情形正相反，历史事件对历史长河有影响，因为历史长河的 流向恰恰取决于该事件的结局。每一历史事件表明社会历史有着多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而真正发生的历史只是其中某一种可能性的实现而已。这种将历史表述为多重发展方向 而且偶然性在历史对多重方向的选择中具有一定作用的观点，正在诸多领域的历史编写 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新的科学史的编写，基本沿用了与微观历史研究中某些 方面相同的思路：这样一来，科学史便表明，科学的发展演化并非由科学真理的不断被 发现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一些偶然性在其中起重大作用的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取决于 科学界诸方人士的谈判与协商的结果。这就使科学史也演变成了“社会结构过程”的历 史。
四、《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建议
《年鉴》杂志竭尽全力对各种编写历史的新方法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然而同时，杂 志对史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所侧重。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实践转折点
这一看似晦涩的术语指称一项具体的研究项目，旨在将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范 畴”（参见贝尔纳·勒伯蒂Bernard Lepetit）来加以分析，换言之，就是认为对社会文 化特性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不可能来自于其外部的理论的甚至是哲学的分析，而是来自于 对该社会文化特性和社会关系的具体运用的研究。某一个人或某一社会阶层是如何界定 自身的，是如何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公布其社会文化特性的？问题在于始终从关注于具体 事实着手，研究在某些确定的情境中人们所采取的行动。这种研究的两个关键词就是“ 社会角色”和“实践”。
“社会角色”概念的提出旨在与宏观史学的决定论决裂，并将自由与自主的权利归还 给历史舞台上的真正角色本人。事实上这一历史角色拥有与其可支配的多种资源（家庭 的，情感的，社会关系的和智力的资源等等）相对应的多重选择的可能性，他因而使用 这些资源以便适应社会并对他所面对的具体情境作出反应。在这个观察的背后出现了另 一个难题，即社会以何种方式保持为一个整体的问题。假如拥有真正的选择自由的历史 角色这个层次是一个正确的分析层次的话，那么如何解释社会并不构成一个在永恒的争 战中各自分散并对立厮杀的简单的集合体这一点呢？这个问题令我们联想到17世纪和18 世纪政治哲学家们就此所进行的带根本性意义的思考，而在今天，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 答。恰恰是这一点解释了何以历史学家如今特别关注有关社会协商的诸问题，如个人之 间订立的明白无误的或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的性质问题，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国 上下相对地同仇敌忾的深层原因问题，再如美国历史学家借助于博弈理论以便理性地理 解每个人是如何通过个人的利益考量与他人谈判协商并相安无事的问题。这里对如何将 历史角色纳入社会空间的问题，和对是什么导致了社会保持为一个整体的问题的双重思 考说明何以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关注政治问题。以往曾为历史考据学边缘化了的政治史研 究，重新成为历史学家们的思考重点，因为历史学家们认为政治史可以在今天重建最具 总揽各种社会组织形态能力的分析层次。
“实践”概念的提出是因为需理解正在进行的事情，是因为将其视为过程而不是一种 固定不变的特性。因此，科学史趋向于放弃思想史而转向科学实践的历史，因为这将更 有利于理解科学真理是如何形成的。学界重新表现出的非常明显的对法律的关注也应该 在这个视野中加以考察。使历史学家更感兴趣的倒不是作为行为准则的人为法，而是实 践与规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文本与对文本的阐释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种关系都假 设历史上不同角色之间的谈判与协商，而各个角色的实践活动与对其权利的使用比规范 本身更为重要。
（二）分析尺度
任何一种分析尺度都不对其它分析尺度具有优越性，正如宏观分析尺度对微观分析尺 度而言不具优越性一样。重要的是运用不同的尺度作一种双重假设：一方面，在历史学 领域内，与某些物理学系统和数学系统（如经典几何学未予表示的不规则碎片形）不同的 是，每一种分析尺度都有助于作一次环境的改变，有助于显现出差异；另一方面，每一 种分析尺度都有助于产生出社会问题方面的意义。
西欧国家的形成的历史便构成了一个分析尺度的范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宏观历史 研究在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时总强调其两个特征：其一、国家即使在其孕育阶段，就已 经打上了其后才有的理性的烙印；其二、国家是自上而下地建构而成的，是由服务于国 家的官僚精英们强加给社会的。不久以前，历史学界微观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尤其是 围绕着网络的概念的方法，开始发展起来。微观史学批评宏观史学的方法，认为在长时 间内国家的权力更多地建立在王国内的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支持者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 在官僚制度及其官员的基础之上。此外，国家的地方政权很弱，所以国家始终被迫与对 手进行谈判并作出妥协。
这两种观点各自都有部分的真实性。如果说微观研究方法特别有助于通过社会群体理 解国家的起源，那么，它在思考国家所具备的，对于个人行动而言必不可少的“稳定的 ”集体形式时，却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假如我们不去研究17世纪绝对王权和“国家利 益”这一双重意识形态的蓬勃发展，这一在局部的微观研究中无法理解的双重观念，那 么我们便不能理解这一时期国家形式的飞跃发展。同样，在18世纪下半叶，对自由经济 的政策的飞速发展的分析离不开对地方局部层次的分析，因为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人们 会发现存在着对自由经济政策的强烈抵抗和自由经济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实践。然而伴 随着人口引进政策的实施的法国经济的这种深层次的变革，无论如何都是自上而下，由 开明的官僚和精英们通过与商业贸易界人士的协商与协议而加诸社会的，而其所依据的 原则，却是来源于宏观史学的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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