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社会历史研究所选择的目标为将社会历史的数据加以组织以便将其优化整合（ 如行业问题，生产中的地位问题，财富的水平问题），然而它却完全忽视了个人行为问 题和在每每特殊且各不相同的情境中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问题。今天学者们的参照模 式已不复为经济学或社会学模式，而是人类学模式：人类学深入细致的史实描述所达到 的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与历史学家简化的图解式的研究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消弥这 一差距，微观历史学家们提议界定其研究领域的范围，以便将不同系列的档案文献加以 叠加比较，并最终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再现同一个个人的历史。此种完整的历史研 究不再是空中楼阁式的研究，而是脚踏实地的研究，旨在重建人们亲历的历史。这样做 并非为了再现“客观发生的”历史进程，而是为了重建个人社会经验的多样性。
这个社会经验的概念至关重要。在德国的社会生活史及日常经验史研究中，它甚至具 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内涵。这股思潮在德国为左翼历史学家所推动，他们指责结构史学研 究沿着黑格尔和韦伯的传统路径，对国家的历史和传统社会阶层的历史倍感兴趣，却忽 略了被历史学遗忘了的人群，尤其是妇女。他们提出应该着重理解的，不是社会阶层或 团体，而是个人及其社会经验。这些历史学家们认为，每个个人生平阅历都是独一无二 的，每个人都建构其自身的价值系统：人民并非被动的被统治者，人民有行动的自由和 创造的自由。德国左翼历史学家们所参照的法国模式并非布尔迪厄，而是塞尔多。社会 生活史及日常经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要弄清楚为何德国工人阶级能够心安理得 地接受专制政体的统治，无论它是纳粹专制政体还是前东德的专制政体。这些历史学家 们试图解开德国政治的表现形态和工人的世界观之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夫·吕德 克（Alf Ludtke）的研究。他的分析揭示出，之所以德国工人能够适应于纳粹专制政体， 实在是因为工人们所认同的政治表现形态与纳粹的政治表现形态相去并不甚远，而纳粹 也在个人局部领域内而非从工人阶级整体出发给予工人一些自由的空间。
最为坚定的微观历史学家们认为，只有微观历史层面和个人层面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层面，因为正是由此而派生出宏观历史问题（如体制问题，社会阶层的意识问题等等）和 社会关系的总和问题。兹举例说明。莫里兹欧·格利波迪（Maurizio Gribaudi）在研究2 0世纪初意大利都灵市工人人口问题时，其出发点本来基于如下的观点，即这一社会阶 层乃是由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构成，因而都具有同质的工人文化素养（如阶级意识， 政治观点，与工作的关系等等）。然而他的研究结果却呈现出与出发点不同的结论：工 人阶层当时具有十分明显的多样性，因为每一个被研究的工人家庭都依据其所拥有的资 源而显示出其自身的经历，其自身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所采取的特殊对策及其所遭遇的 生活中的偶然变故。至于激励工人的群体意识形态，以及工人与政党尤其是共产党的关 系，与其说是共同的社会地位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毋宁说是非常外在于此的因素造 成的，尽管这种因素具有“工人阶级”的同一性的表象。格利波迪从这个例子中得出结 论说，若要理解社会阶层或群体，则需自研究个人和家庭始，而不是相反。
微观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受制于两大难题：
1.就史料而言，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倾向于优先考虑史料最为丰富的个人（如卡尔罗·金 兹伯格所研究的磨坊主梅诺乔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曾受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在案 ；同样，乔瓦尼尼·勒维的研究专著《非物质遗产》中的那个本堂神父，也是如此）。 这些个人因而是非典型性的，他们能够作为普通社会的代表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 而微观历史学家们则回答说他们既属例外又是普通人，换言之，他们的特殊性恰恰凸显 了普通社会被推向极端条件时的运作状态。然而无论如何，个别案例与普遍规律的关系 问题依然被提出来。以往受到涂尔干和西米昂启迪的历史考据学者们则是通过将个案的 多样性和特殊性置于其共同性之下考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使个案得以划分为 不同的系列供学者加以比较。
2.微观历史研究的分析是否有助于重建社会历史？
将考察社会的眼光反转过来，不再是自上而下地而是自下而上地考察社会，其理由虽 然不无道理，然而它是否就排斥社会也是由集体或群体的现实存在（宗教信仰，意识形 态，社会体制）所构成的这样一种观点呢？通过对社会网络的分析而形成的研究方法有助 于我们理解从微观向宏观的过渡，由个人向集体的过渡，这也是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获得 历史学家，而且也获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青睐的缘由。然而就研究个人行为的内在逻 辑而言，这种方法显然有利于对个人所作的微观历史研究。
（二）对历史事件研究的回归
如果说宏观历史研究与长时间历史阶段相联系，那么微观历史研究则与短时间的历史 阶段以及与历史事件（此处指社会生活的某一特殊时刻）相联系。首先，就历史资料而言 ，历史事件由于其特殊性的缘故往往导致许多与之有关的文献档案的产生。其次，由于 历史事件的非同一般的特点，作为一种反常时刻，比一串平淡无奇的时刻更能有助于我 们对社会的理解。这种对事物的新的认识说明了何以历史考据学者愈来愈关注于社会新 闻。总而言之，我们在此再度看到了“既属例外却仍不失为普通”的研究原则的运用， 只是此番不是运用于对个人的研究，而是运用于对历史事件的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短时间的历史阶段（一译“短时段”）从未在历史研究中消失。我们不 可忘记布罗代尔立足于长时间历史阶段的三重时间结构理论恰恰旨在帮助我们认清每一 个历史事件所承载的巨大的时间厚度，无论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统治，还是1571 年发生的勒邦特战役，莫不如此。然而不管这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一个王朝的统治） 还是一个例外的事件（如勒邦特战役），它们无疑都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因为都是由于不 同时间性的特殊组合而产生的），但是它们同时亦总是相同的事件，因为它们都可以被 归纳为已知的不同时间性的组合作用的结果。有鉴于此，历史学家赋予长时间历史阶段 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优越性便倍受微观历史学家们的质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优越性妨碍 了对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或“1940年至1945年德军占领下的法国”这样的短时间历 史阶段课题的研究（后一课题近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恰恰是一个极其特殊反常的 事件，有助于我们认清法国的一些深层次的本质特征）。应该说，微观历史学家们在此 类问题上有时的确言之有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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