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亚细男菅丰塚原伸治]民俗学的调查论问题(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9:11:09 中国民俗学网 福田亚细男 菅丰 参加讨论
调查手册与集团型调查产生的背景 菅：开始，我想让福田老师回答一下关于从20世纪民俗学的初期调查法到集团型调查法变化的经过。所谓的对东京教育大学的综合调查方法发生改变的经过，实际上并未被更多地认知，简单地来说，它是追求科学性那样的行为吗？ 福田：如果用科学性这样的词语来说的话就是科学性，基本上，在这期间，九学联合会的调查包括在内。九学联合会的调查，换言之，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以实施田野调查的学会，最终是集中了九个学科，对某一对象地域进行调查。所以就是调查地域非常广泛，例如对马、能登、佐渡等。在这些地域中，组成调查团队，不过，团队大致是以各学会为单位组成，虽然如此，根据情况也有组成学会联合调查团队而进行的调查。其中，民俗学者们参与了大范围的、以往方式的调查，在这些调查中，与社会学等学科的组成团队做了村落规模的调查。在经历这些调查后，开始了以和歌森太郎为中心的调查。简而言之，1958年就是在东京教育大学开始民俗学专业教育、接收民俗学专业学生的年度。在这一年，同时申请了科研项目，开始了科研项目的调查。所以，我认为是在九学联合会这一基础之上的调查方式。 譬如今天讨论的这些话，在这里觉得好像有非常大的意义，当然，大学的研究体制在推动地域的民俗调查这一意义上非常重要，但是，我没能怎么看出这些调查有很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像所指出的那样，是范围的调查。20个人左右去圆形的国东半岛10天，设定好出发集合地与集合集结地，在这期间是每个人去各处调查。因此，是每个人分担调查项目，以个人的形式调查。并且，在地图上看国东半岛虽然很小，但如果一去，是10天转不完的地方。所以，调查大约是一天一个地方，根据情况，有时上午和下午分别要去不同的地方。 我是从宇和开始参加的。宇和、西石见、然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是若狭。在此后是陆前、津轻。所以，宇和、西石见是我学生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在这之后，若狭是我大学毕业后做高中老师时参加的，那么陆前和津轻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吧。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虽然一直参加这些调查，这样说有些不大好，我不大喜欢这些调查。是因为，基本上没有考虑到深入调查个别地域这样的想法。当然，不过，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调查者，用10天左右的时间走访结束调查对象全部范围，在此后采取留在当地调查个别村落的形式，限定在一定地域内调查或以补充调查的形式，下次是在冬季一个人进入一个调查地一直进行调查。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调查方法的演变，但必须考虑与此并行的是，可能会出现水平低这样的评价，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会在这一时期展开了活动。它的结果是，专业教育仅局限于大学，大体上，增设一门课程的大学在增加。在这一过程中，成立了民俗学研究会这一组织。与其说民俗学研究会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做民俗调查。倒不如说，在其调查实施中逐渐地出现了进化的过程吧。 例如，国学院大学民俗学研究会也是一直到最后尽了最大努力，其方法比较古典。简而言之，调查地域没有像国东、宇和那样大的范围，以某个市町村为单位，仍然是在市町村中的诸多村落中到处走访，或者说，我不清楚是否到处走访，不过，是采取调查很多地点的方式。不是调查一个村落，是采取在市町村中调查数十个地点，然后编撰报告书的形式。此后，很多其他的大学的研究会也采用了这个方法，我想大概是在1960年代后半期左右，我不能说清详细经过，但是，民俗学研究会的民俗调查像调查个别村落那样而转变。另一方面，专业教育的民俗调查实践也向这一方向转变。所以，在这点上来说，东京教育大学的民俗综合调查确实是，在分担方式这一点上，山村、海村等不相同，在大范围综合调查这一点上也有特色，我想倒不如说在这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菅：诚然。我的知识面有些局限，对这一部分很不了解，是通过所谓的学校教育开发了调查方法吧。因为是所谓的教育，教员必须一个人带领学生去。在调查中，当然，如果学生做调查的话，相互去一个调查地时，特别是小范围的调查地时，研究领域、调查内容会重合。为了尽量避免这种重合，制定了所谓的分担制这样的方法。 这种划分类型的分担制，到了以后，给在这里的讨论话题，自治体史那样的类型、定型的调查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简而言之，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化过程中，所谓的参与教育教学中，可以说调查论也发生了很大的根本性改变。 与其说这是福田先生的责任，不如说是我想批判20世纪民俗学中的一部分。当然，在时代上，福田先生还没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不是福田先生的责任。但是，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化时，很显然像那样的分担方式，如果现在思考的话，其方法与目的的功罪，我想具有两面性，在“描述”这一点上，与一个人深入地描述人类学那样的调查相比，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相差很大吗？这是罪过的部分。如果这样考虑，这样归纳也可以吧。20世纪民俗学的调查方法，并非因为学院化而得到发展。福田先生认为是变得更好了吗？ 福田：这是非常难的问题。不过，作为调查的内容变得丰富了。换言之，刚刚被你说是昆虫采集，昆虫也好什么也好，是采集型调查，正是这样，调查者自身承担课题，无论对四处走访仅是调查课题还是辗转各地做些什么，可以说，更重要的不是通过更针对对象的分担来深入主题吗？像你指出的那样，成为大学的实践或研究会的调查是因为，其一，的确是还有一个人类学以外的调查，事实上，在实践的水平上人类学也同样。总而言之，以分担主义的方式来做。 如果说它是什么的话，总之它是有前辈的。前辈是什么？是社会学。无论在哪一所大学都是社会学先开始实施调查实践。它的基本操作方式是分担主义。通过项目分担，无论对象是社会、村落或都市都可以，通过对对象的各种调查、分析，编撰报告书。因此，大概，我想民俗学的调查实践或研究会的调查通过调查项目来分担任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