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儒 董强:构建中国民族学的话语体系(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9:11:56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 杨昌儒 董强 参加讨论
二、中国民族学应该直面现实，强化民族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因此，我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回顾和总结中国民族学以前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又以什么样的眼界来瞻望未来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方向，是我们当下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变化，明确现阶段民族学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运用已有的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并不断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实践创新，不断拓展民族学研究的领域和民族学研究的深度，才能充分发挥民族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关注和改变现实既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思想诉求，也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特别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19因此，中国民族学不仅要加强对各种民族事象的解释力，还必须从当下中国各民族的现实问题出发加强“现实研究”或“问题研究”。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第一，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中，不光要注意在理论上回答民族、民族问题“是什么”，更要注意结合现实回答民族、民族问题是“如何存在”“为什么存在”。第二，在现实层面的研究中，必须紧密结合当代民族、民族问题存在、发展的现实，回答现实中民族、民族问题是“如何发展”“如何解决”。“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换，事实上是一种研究思维方式的转换。“体系意识”强调知识系统，忽视其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问题意识”强调当代民族、民族问题的现实存在的根源以及民族问题的解决途径、方法。这种由“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研究思维方式的转换要求中国民族学的具体研究中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问题意识”的增强需要研究者能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问题”是理论研究的前提，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的理论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然，这里的“问题”不是当代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现存的问题并非都是“现实的问题”，能够进入研究视域的“问题”才是“现实的问题”，才是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的重大问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样，离开了问题的解决，“问题研究”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民族学最终极的价值就在于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供一种正确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民族理论和政策。 张继焦研究员在分析2009年昆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国内学者参会论文后，认为国内同行调查的内容和研究手法依然是西方古典民族学的范式，关注的问题是乡土的村落社会、传统的民俗文化和民间的人情礼仪等，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如食品安全、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产业转移、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产权制度等众多热点话题都关注极少。2011年4月，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代表团的秘书长，张继焦研究员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走访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英国及英联邦社会人类学家联合会、肯特大学、萨塞克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英国人类学的相关机构和学者，感受到了英国人类学民族学家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目前，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两个主要特点是：对现代科技革新的研究较多、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变化关注较多。[5] 费孝通先生早就提出了“以恢复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6]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出路。郝时远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必然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传统意义上讲，民族学、人类学需要深入农村、牧区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但另一方面，其田野工作的范围已不限于一村一寨的局限，需要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而这类问题，在广阔的西部地区往往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①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民族学提出了许多亟待研究的新情况和新课题，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现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正处在上升发展阶段，队伍不断壮大，成果不断积累，服务或参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未来发展前景也非常乐观。但我们必须同时清楚地看到，学术研究应该为社会服务，同时应保持学术的独立性，避免低水平重复性研究。把握好学科发展和应用的关系尺度，更不能让学术研究浸染世俗的气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