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儒 李昭勇:辩证认识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得与失简评《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基于历时性的分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42 贵州民族报 杨昌儒 李昭勇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杨昌儒（1956-），男（布依族），贵州平塘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李昭勇 （1974-），男，山东泗水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 今年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纵观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无不建立在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称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近期读了董强教授发表在《民族研究》发表的学术文章“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基于历时性的分析”后，深有感触，认为这篇文章体现了作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坚持者和践行者。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一，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方面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其民族理论相关论述是民族理论学习和研究者的必修课。董强教授认真学习研究斯大林民族理论，本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的原则，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学习、研究斯大林民族理论过程中对经典进行反思，科学地、客观公正地对其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进行分析、评价。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一方面，董强教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历时性”的视角对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民族形成”“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以及“民族同化、融合和消亡理论及实践”四个方面地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评价。 董强教授在认真、深入细致地学习研究斯大林民族理论后，充分肯定其民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扬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指出其民族理论较之其之前经典作家的论述更加详细和具体，更加丰富和完善。例如，关于“民族概念”，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学说，提出“四要素”民族定义，并指出民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提出较为完整科学的民族定义；关于“民族形成”理论，他认为“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他既从历史观的视角强调了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历史条件的联系这个大前提，又指出各民族需依据自身所处的条件来选择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关于“民族同化、融合和消亡理论及实践”，他认为强迫同化是一种反动同化政策的结论。他以列宁关于民族融合的论述作为思想理论依据，以语言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勾勒出“各民族在将来融合道路上发展的图画”。 同时，董强教授也对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存在的缺陷、不足尤其是其相关理论观点经不住“历时性”考验以及对解决苏联民族问题实践中出现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例如，关于“民族概念”，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割裂了民族发展规律在“历时”上的系统性和“共时”上的整体性，没有完全穷尽民族特征，并不适合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民族；关于“民族形成”理论，他忽略了“历时”性研究，把民族过程的历史割裂开来，不仅不能解释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状况，也不符合近代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他片面夸大了民族问题成果的绝对化，仅仅把一个或两个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的任务当作整个的民族问题，在民族问题上忽视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性和顽固性；关于“民族同化、融合和消亡理论及实践”，他在苏联民族问题的实践上，脱离民族问题发展实际，急功近利地人为进行消除民族差别，是极为有害的。 另一方面，董强教授选择从“历时性”的视角对斯大林民族理论进行分析、评价，这本身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坚持。世间万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如果仅从“共识性”的角度，阶段性地看待、研究、分析问题，那么这种研究、分析只是片面的，是经不起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检验的。即使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果在研究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不能完全地、彻底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其结论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 董强教授认为虽然斯大林也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历时性”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例如，他认为“民族的形成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存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的来说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等。但他的这种坚持又不够全面和彻底。例如，他的民族概念并不适合于各种类型和不同时期的民族，把一个或两个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的任务当作整个的民族问题等。正是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等四个方面民族理论未能完全符合与践行民族的历时性和阶段性发展规律，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偏差和实践中的失误。 真理永无止境，需要人们不断的探索与追求。“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董强教授这种在学习经典过程中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事求是，在肯定斯大林民族理论贡献的同时，敢于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反思其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并有理、有据地进行论证的学术态度和做法，是对马克思座右铭“怀疑一切”，追求真理的很好诠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大有裨益，对学术研究者开展学术研究也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同时也是献给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一份很好的礼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