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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福]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解读(4)


    四、多民族文化互动: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的多元变异
    由于多民族的杂居和汉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浸渗,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又慢慢被周边少数民族所接受,并与本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混合型历史记忆传说。
    一是在一些汉藏或者汉土民族杂居的村落或地方,这一传说被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但又有不同解释来区别于汉人,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历史记忆。如湟中县拦隆口镇西拉科村藏族中传说:
    藏民和汉民本来是兄弟,但汉富藏穷。过小年了,善于做生意的汉民哥哥有酒有肉地祭灶过小年,喜气洋洋。但是只知道读书的藏民弟弟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好等到第二天上街卖掉几张字画,换点东西才回家补着祭灶,过了小年。从此,汉民祭灶的时间是腊月二十三晚上,藏民祭灶的时间是腊月二十四晚上。至今这个风俗没变①。
    这个在藏族中流传的传说显然借用了“兄弟型”故事叙事模式,认同与汉人的兄弟血缘关系,同时又因为在村落中人数较少、生活一般而又心有不甘,所以把一些汉人过上好生活归结于善于做生意,多少有些对为富不仁的否定;而认为自己过苦日子是因为死读书,多少还有些自我表彰。但其关键还是对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历史记忆认同。
    二是模糊各民族祖源的不同,却又以调侃的口吻在一定程度上认知甚至认同汉人的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共同来记忆这一历史。如湟中县共和镇南村汉藏民族传说:
    过了几年,朱元璋派人来查看人犯的生活状况。视察的人来到大通娘娘山的六月六会场上,看到有人喝醉了酒在唱歌,有人背着手在浪会场,回去后便向皇上报告说:“发配去的人都还活着,没有饿死,还种着庄稼。至今绑的绑着哩,哭的哭着哩。”②
    所谓“大通娘娘山的六月六会场”,实际上是以大通县老爷山为中心的六月六花儿会,也是河湟地区规模最大的花儿会,每年农历六月六前后三天举行,人数多达二十余万。当地汉、藏、土、蒙古、回等民族齐聚一起,相互对歌,饮酒狂欢。这个传说以这一大型民俗活动中的一些场景来形成故事,说朱元璋把南京珠玑巷的汉人发配到了河湟地区,过了一些年头,他派人来查看这些汉人的情况。结果来人来到老爷山、娘娘山的花儿会会场,看到很多人在尽情地唱着悠扬哀伤的花儿,以为还在为当年发配到青海的事伤心地哭着呢;而看到很多人背着手在悠闲地观赏风景,以为还如同当年一样被背捆着行走着。来人就回去向朱元璋报告去了。其实他那里知道这些人不仅仅是汉人,还有藏、土、回、蒙古等民族,他们在共同歌唱着花儿和悠闲地享受着生活。故事表面上是在嘲笑朱元璋使臣的无知,却在一定意义上认知甚至模糊化地认同了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所以这个历史记忆故事在当地汉族中也有流传。
    三是部分少数民族既认同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又认同本民族的祖源传说,甚至巧妙地认同更多的祖源传说,形成了新的多元祖源历史记忆。如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乡索布沟土族传说:
    我们的祖先最早住在黑龙江,后来跟着成吉思汗打仗打到了南京,就住在了南京珠玑巷。朱洪武当了皇帝,因为不高兴耍社火的时候讽刺他的老婆马皇后,就把大家贬到索布沟来了③。
    这是河湟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索布沟村民讲述的土族祖源传说,显然是村落中一些知识精英重构的土族历史记忆。关于土族的来源,学界历来有多种说法,但在土族内部学者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以土族学者吕建福为代表,根据历史文献认为他们是鲜卑吐谷浑的后代。唐高宗时青海的吐谷浑国被吐蕃所攻灭,吐谷浑王向内地迁移,而大部分民众则留在青海成了吐蕃子民,因众多的人聚族而居,便慢慢形成了新的土族这一民族。二是以土族学者李克郁为代表,认为土族与吐谷浑基本无关,主要是由宋元时期迁到青海的白蒙古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的新的民族。“吐谷浑说”和“白蒙古说”数十年争论不休,土族群众实际上无所适从,甚至听起来莫名其妙。而一些读过书的地方精英们则采取兼容两说的策略,甚至还兼容了周边汉人的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从而形成了这个颇有故事性还颇为曲折的历史记忆。所谓“黑龙江”实际是对吐谷浑起源于东北(辽东)的认同记忆,因为对他们来说,“辽东”是个搞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等同于“东北”。从地图上看,最东北边就是黑龙江,所以把最早的祖居地放置在黑龙江是再也合理不过的办法。而“跟着成吉思汗打仗”实际上又是对“白蒙古说”的认同。成吉思汗是蒙古族最有名的英雄,所以跟随英雄祖先征杀,一直打到南方,把明朝的首都南京占领了,还定居了下来。而这定居的地方偏偏又是“珠玑巷”,这就和珠玑巷人发配青海的汉人历史记忆又发生了直接的关系,甚至等同了起来。由此可见,这些土族内部的地方文化精英们根据自己在学校或者历史书上学到的大致的历史朝代顺序,把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周边最流行的祖源传说作合理的历史化嫁接,创编出了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祖源历史。可以预料,未来很有可能这又是一个多元历史记忆传说。
    四是一些民族既明确自己的祖源历史,又认同汉人政权的权威性(即所谓的国家认同),于是又有了与“南京珠玑巷”形式不同但本质相似的历史记忆。如乐都县瞿昙寺及其周边家族的来源传说:
    相传,朱元璋登基不久,想请一位供应上师,就下令卦师占卜。卦师禀告说:“西方边陲的一个寂静山沟里有一位修行大师,如果请他进宫最好。”太宗马上派使者前往西北寻找。使者到了一个石崖陡峭、古树参天的幽静去处,发现有一个香烟缭绕的山洞,洞中有一位喇嘛打坐静修。使者感到十分惊奇,便呈报皇帝,立马差遣金字使者前往迎接。三罗喇嘛答应进京。使者问:“启程事宜如何打理?”三罗说:“不必张罗,到约定的时候,我便赴京进宫。”
    到了约定的时间,果然看见一位身穿法衣的比丘乘白象从天而降。此时天空出现彩虹,降下花雨,显出种种吉兆。太祖龙颜大悦,亲赐御酒设宴款待。三罗喇嘛接过酒杯洒向天空,满朝文武都十分吃惊,认为三罗喇嘛无理取闹。三罗喇嘛从容地说:“比丘是不饮酒的,适逢某地发生火灾,我便洒洒酒或许对灭火有用处。”果然不久有人报告,说某城失火,正当烈火冲腾无法扑救的时候,突然乌云密布,降下一场散发着酒味的暴雨,烈火顷刻间熄灭。报告的人所说的时间与三罗喇嘛洒酒的时间完全一致。从那以后,太祖对三罗喇嘛更加敬重,并拜为上师。后来皇帝派太监修建了瞿昙寺④。
    其实这个传说在当地是十分流行的。瞿昙寺由被称为“白象大师”的三罗喇嘛于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创建,后经永乐、洪熙、宣德三代大规模扩建,局部建筑具有皇家规格。有关寺院的传说很多,这是其中之一。藏族民众对这座藏传佛教寺院的起源作了双重的记忆,就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和寺院创建者三罗喇嘛。作为当地藏族,他们对自己的祖源记忆一直是清晰的,这就是西藏。但是根据明王朝极为重视的皇宫式建筑的寺院,他们又很智慧地与朱元璋挂上了钩,不仅把寺院提升到了皇家寺院的地位,也与当地汉人祖源为南京的传说暗暗相合。这还可以从当地部分汉人家族的历史记忆得到验证。
    当地杨氏、盛氏、刚氏和徐氏等四家族谱上都记载了他们的祖先扈驾明朝皇帝到瞿昙寺的“历史”。如《杨氏宗谱》载:“明洪武八年,祖刚忠公招入内廷,后扈游瞿昙寺,起籍西宁卫碾伯所千户。”⑤《盛氏家谱》载:“祖籍同杨家,始祖二子,长子杨刚忠、次子盛乐登,兄弟二人系一母同胞,永乐年间扈驾瞿昙。杨盛一姓,不能联姻。”⑥《徐氏家谱》载:“吾里徐氏,……自明朝建文皇帝由金陵驾临瞿昙……”⑦诸如此类记述,实际就是把自己的祖先与瞿昙寺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扈驾”永乐皇帝到瞿昙寺,该寺因此而成为与皇家有关的藏传佛教寺院。为了进一步证明其真实性,过去在约离瞿昙寺1公里处立有一块功德石碑,叫“下马碑”,用来纪念和表彰杨氏先祖扈驾之功。传言他人到此必须下马步行,唯有杨家人可以不下马,还有寺院执事僧人前来迎接⑧。“下马碑”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这些家族扈驾到瞿昙寺的族谱记载内容,在瞿昙周边地区民众中也广泛流传。民谣云:“瞿昙寺,瞿昙寺,永乐皇帝起痰死。”“瞿昙寺,瞿昙寺,把永乐皇帝欺踏死。”其中乐都方言中“瞿昙”跟“起痰”同音,而“欺踏”是受尽折磨的意思[21]。但是,历史上永乐皇帝并没有到过瞿昙寺,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是讹传,应该是“建文皇帝”,并作了很多考证[22],迄今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永乐皇帝、建文皇帝,在这些传说中都是当地与瞿昙寺关系密切的大家族对来源于“南京珠玑巷”的另一种祖源解释。因为当地的其他一些家族较一般的汉人则一直认为“我们是从南京珠玑巷过来的”,等于说是被发配来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出身是差的,所以不能成为有实力的大家族。而有实力的大家族则通过另一种历史记忆说明他们是“扈驾”而来的功臣,奉命守卫皇家寺院,当然不同于一般家庭的汉人。
    这些传说通过变异和多元的方式形成了以南京珠玑巷为核心的多民族历史记忆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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