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的便是真实的。这条法则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宗教信仰中 ，历史的实在性在逻辑上没有可靠的基础，它完全依赖于信仰，是一个心理学问题。直 到笛卡儿以来哲学发生认识论转折之后，实在性历史才将自己的基础奠定在康德意义上 的“物自体”之上，在认识上被承认是一种假设，即过去发生的事件（历史）自在地存在 着，对它的叙述与解释正是以接近客观存在的历史实体为目标。追求历史客观性便是实 在论历史观的直接表现。
另一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加速了历史学的职业化 进程，其完成标志是这些国家的大学中最终设置了历史讲座。不过，历史学的职业化过 程与历史家由具体的人成为抽象的人这个过程是完全同一的。19世纪以前，尽管历史家 的称谓存在已久，然而能被称为历史家的人往往身兼它职，至少，叙述历史不是他们获 得生活资料的途径。历史与真实事件的姻缘早已在古典时代结下，只要人们承认某人是 历史家，便是认可他创作的文本中包含着真实历史。历史家由此获得了令人尊重的地位 （在此暂且不讨论历史叙述的功能如何令人赞赏）。自19世纪以后，人们不再轻信自己叙 述的历史本身就是客观的实体性历史，可是，在这个世纪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他们 坚信通过研究最终便能接近彼岸的历史实体。历史辅助学科与考证技艺的发展使大多数 普通人在观念上退出了叙述历史的领地，同时为职业历史学家腾出了活动的舞台。即使 发生在身边的事，人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就像没有行医执照的人 不能为自己的病开出处方，没有经过专业历史学训练的人对身边事务做出的解释也不会 被人们甚至自己轻易接受。一切都要有科学依据，历史学也不例外。历史学的职业化创 造了一个历史学行业，而历史学家的头衔开始被抽象化。人们对专业化的崇拜使自己忘 记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与意识形态蕴含，让他直接代表着客观、真实，这就直接导致了 历史学家在解释社会事务领域中地位的普遍提高，最终，人们即使不知道某个人的潜在 立场，而只要得知他是历史学家，就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他提供的解释。这种现象在19世 纪之前的西方文化中也能找到适当的例证，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它才显得极为突出， 成为普遍的现象。
虽然19世纪的实在论历史定义在字面上可能与以前的含义完全相同，但它的处境却有 了新的变化，面对的是不同问题。广泛收集资料，对它们进行分析、综合，最后得出结 论，其运用的方法基本上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中运用的形式逻辑的推论方法。对科学理性 的过度推崇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长久停留在方法论领域，即努力运用科学方法探求如何 接近实体性历史，而没有对历史的实在论定义本身提出质疑。这种定义以形式逻辑为认 识论基础，由此而使历史最终成为一个形式逻辑的问题。只不过，历史叙述实践在以逻 辑学为规则的同时，人们仍然相信历史实体存在于彼岸世界，从而在这一点上保留了心 理学的前提。历史的客观性获得了早期科学理性中的客观概念的保证。
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动了历史学领域的认识论反思。 史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被置换了，现在，历史学家被质问“历史认识何以可能？”。就 问题本身而言，似乎实在论历史定义照样巍然屹立，只是被搁置一边。可是，一旦从认 识论上推论出人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所谓的客观历史，一些注重主体性的历史学家心中的 “历史”定义首先有了新的变化。这些人包括我们一般所称的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历史 学家。（注：尽管20世纪人们在运用“历史”一词时仍然在混用它的两种含义，但有的 作者或有的文本中还是做出了一些有意识的区分。在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的词汇中， 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经常被“历史事实”、“历史事件”这样的概念替换，而作为 研究本身的“历史”有“历史学”、“历史研究”、“历史叙述”等同义词。我们还是 集中讨论被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他们不再关心客观历史事实，而是反思人们心 中的“历史实体”或“客观历史”概念到底是如何构成的，具有怎样的性质。
通过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历史”定义的最根本变化表现在其性质上，人们开始认 为：历史是什么要么由认识主体判定，要么直接便是认识的产物。
克罗齐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 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版，第3页。）“精神本身就是历史”（注：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3页。），他剔除了历史的时间性，以历史现实价值为轴心 。所谓的“真历史”正是认识主体认为的那些与现实生活发生关系的过去的事件，它们 是通过认识者胸中的熔炉才从“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注：克罗齐：《历史学 的理论与实际》，第14页。）即历史的，它们展现为服务于现实的精神。“真历史”之 外剩下的是僵死的编年史。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就是心灵（类似于克罗齐的精神）的自我认 识，并且历史并不以心灵为先决条件，它就是心灵生活的本身。（注：柯林武德：《历 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第1版，第318页。）因此他会提 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而历史研究就是让历史（支配过去行为的思想）在历史学家 的心灵中重演。
深受柯林武德影响的爱德华·卡尔赞同布克哈特的说法，认为“历史是‘一个时代在 另一个时代里发现的值得注意的那些东西的记录。’”（注：爱德华·卡尔：《历史是 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2月第1版，第57页。）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 书中，至少从一个方面反映出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关于“历史”的普遍看法，即只有 那些经过历史学家选择、加工、叙述过的事实才能被称为“历史”，“历史”是历史学 的直接产物。鲁滨孙认为“历史是我们对过去的知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经常变化的。”（注：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6月第1版，第93页。）卡 尔·贝克主张：“对我们来说，构成历史事实的正是这个关于事件的证明。假如的确如 此，历史事实就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象征 。”（注：卡尔·贝克：《什么是历史事实？》，段涓译，见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 集》，张文杰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229页）加利尼科斯也认为：“ 换句话说，历史完完全全是一种理论。历史学家运用的事实都是推论的建构，而非首次 被集合起来组成故事的实在世界中的事项”，“历史事实不是询问过程的起点，而是其 结果。”（注：Alex Callinicos,Theories and Narratives:Reflections on the Phil 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1995,pp76,7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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