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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选择与史学研究(2)

二、良史之忧 民族之魂
    问:先生很重视文化选择过程中的忧患意识问题,这体现了一位史学工作者所具有的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对当代青年颇具警示意义。希望先生就此再谈一谈。
    答:回忆过去一百年会发现,不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 术、中国的历史学家不管用进化论,还是唯物史观向封建史学进行斗争、对资本主义进 行批判,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忧患意识。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 亡,不使自己的民族任人宰割,为了使自己的一生有意义,为祖国,为民族做出自己的 贡献,能够提出这一问题,并由少数个别人的文化选择变成阶级的、社会的选择,这里 面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又不是盲目的、狭隘的,它和祖国的前 途、民族的未来,和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紧密相连。
    今天我们考虑世界通史的撰写、研究世界历史时,这种忧患意识是不是已经多余呢?我 认为恰恰相反,中国有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的国歌到现在也还是“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看奥运会时,我国运动员得到金牌,全体起立,齐 唱国歌,我想恐怕不是把这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作为一个符号、一个象 征,这里面有深刻的含义。当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和19世纪末、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 一样,但它里面所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没有很深的改变。如果没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 ,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不能够实现的。我认为忧患意识,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不能够实 现的。我认为忧患意识不应该丢掉,而且应该加强。当然它的具体的社会意义不一样。 我讲的是抽取它的内核,把它抽象成一种理论的、哲学的思考。这个忧患意识并不是让 大家整天愁眉苦脸,或者战战兢兢,我指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 和学习的动力。
    我们搞这个世界通史就是要对世界的过去,包括美国的发展、整个资本主义要有一个 清醒的认识,这个清醒的认识还是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因为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已经过去的现在,它不是消逝的未来,或者说历史是一种潜在的未来。过去、现在 、未来是不可能分割开的,已经过去的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转移到现在 ,所以我们要认识今天的世界,要认识中国今天的位置,就必须对昨天的世界有一个清 醒的认识,而且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但是实际上,我们被人欺负,被人侮辱,我们有些 人的认识还不如西方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不久前美国的《华尔街 日报》搞了一次讨论,题目是“资本主义真的胜利了吗”,因为现在西方思想界弥漫着 一种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气氛,以至一些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提出:说资本主义在世界全 面胜利为时过早,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不 可避免的。更多的人认为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已经胜利。我们要写这部世界通史,要 回答一些问题,而不是历史过程的描述,我们要回答当代中国人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观点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非常清楚,除了极少数极端反动的主张孤立中国外,多数人主 张和中国保持接触。美国政府在和中国接触的过程中,用美国的生活方式向中国渗透, 主要目标是向知识分子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从儿童时代开始淡化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不靠枪,不靠炮,靠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识分子如 果仅仅靠说教说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搞一部世界通史的原因,就是想通过世界 通史编撰,宏观上提出几个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问题来。我们选择民族、宗教、 政治制度、理论方法、战争、思想等八九个专题来做,这几个问题我们是要回答当代世 界向中华民族提出的挑战,这仅仅是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凭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想 要做的。我们讲忧患意识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内在的生活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事儿。 你可以尽情享受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美好生活,但脑子中应考虑中国的未来,应有忧 患意识,抵制享乐主义。
    我们强调忧患意识,还基于一种考虑。在我们接触的人中有两种倾向,就是没有清醒 地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或者妄自菲薄,或者夜郎自大。这样的结果不管是以哪一 种形式表现出来,都不可能对当代中国、对未来中国、对过去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如果对过去的中国没有正确认识,很难对当代中国有正确的认识,更谈不上对未来有清 醒的认识,而对中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对世界的过去、 现在、未来有正确认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搞这部世界通史就是要有针对性的、通 过对世界的研究,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的理论性的描述,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 个清醒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跟外国人接触 多一点,特别是在学术上讨论多一点,我们会发现,不管哪个国家,对国家利益的强化 到了从来未有的程度,所以如果我们沉浸在享乐之中,对世界、对周边国家盲目乐观, 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想通过世界通史,通过资本主义的过去、发展、调整来回答资本主 义在20世纪的历史地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在。
    三、当代中国人的文化选择
    问:于先生在学术论著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提到进化史观与唯物史 观作为20世纪特定时代中国人的自觉文化选择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否可以说文化选择 就是理论选择?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很活跃,有不少成就,对中国史学界正在产生越来越 大的影响,处于这样环境中的中国学人应当如何考虑当前的文化选择?
    答:首先,文化选择是一种理论选择,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选择。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任何事情没有理论,它的行动都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持,没有理论的指导 ,任何事情它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就看不到或者认不清,它的行动呢,就是非常盲目的 、自生自灭的。作为文化选择,本身是一种理论。五四前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当时 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并不仅仅是唯物史观一种,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形形色色的 思潮非常的多,但是我说这种文化选择为什么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呢?首先这种选择 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和其他的混杂在一起的,但是它为什么后来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社会 的呢?就是因为它符合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符合历史矛盾运 动的规律。为什么我说它符合历史潮流?因为通过社会实践,证明了它符合大多数人民 的利益,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这就引出了社会实践认识论,不是任何人强加于哪 一个阶级、哪一个人的,也不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我们讲的这个历史学或者历史所揭示 的真理,要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比如说少数知识分子,李大钊也好,陈独秀也好, 瞿秋白也好,他们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到处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读 没读过,《新青年》出了一个合订本,这个东西很好。你一看那个东西,尽管大半个世 纪过去了,尽管我已经50多岁了,但我读时浑身热血沸腾,真正感到那个时代,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那种时代的沸腾,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潮流,到今天读起来仍 然非常兴奋、非常振奋。这个东西是经过“五四”之后以一种理论的形式出现,但是它 很快地又被实践检验,证明它符合历史潮流。这个过程、这个中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 合。而今天的中国也处在文化选择的关头,我们现在认识到了中国要建设自己的社会主 义道路,所以我们的文化选择,首先是一种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调整。我们不能说现在的改革完美无缺,但是它符合历史潮流 的方向,这20年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它给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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