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开始剥离传统的脐带，艰难地然而终于迈进了现代史学的门槛。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随着西方史学的大步东来，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那么，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史，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
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对西学的了解，不再靠以往经日本转手的间接获得，而主要改从欧美直接输入。当然这一说法也不能绝对化。如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五四前，主要从日文转译，五四后仍继续得益于日本。如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就还是依赖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等人的介绍（注：如李大钊于《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便从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营养。另见张元济日记1920年7月29日写道：“朱绍廉现在日本使馆任书记，近丁忧回国。前日过访，今日往晤。谈及国内对于俄国共产主义竟无一书，和文书均经警厅检阅，其紧要处全已删去，必须从俄文译出。余问日人解俄文者多，如有译成之书彼国不能出版者，可否寄来一看？如果有办法，本馆亦可用。”（《张元济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4页）时商务印书馆通过日本的间接作用确实出了一些进步书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经日 文转译的。（注：《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的出版时间，迄今仍有疑点。可参见邹振 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80～2 86页。）但就民国时代的中西史学交流史来看，不管是胡适从美国引进了西洋的治史方 法，何炳松从美国引进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思想，还是傅斯年从欧洲引进了 兰克的史学理论，战国策派学人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都是从欧美直接输入的显 例。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在这里，我们以梁启超在20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引进西方 史学中的变化，对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这一特点再作一些补白。
研究梁启超史学思想不易，正如许冠三所说，“真正令研究者感到棘手的，乃是任公之爱以今我向昨我挑战，以及议论的反复、蕃变与芜杂”。于是梁氏的史学思想就有“三次大变革”。[1]（p12～17）研究他的史学思想及其因时而“三变”，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能就题旨略说一二。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名传天下的《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使我国学界“粗闻西洋近世新史学之要义”。[2]（p108）然而，此时梁启超所得到的西方史学的知识，主要是从日本学者（如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那儿搬来，再加以增删 与发挥而成。因此，这时候输入的西方史学，不仅就梁启超，而且就总体情况而言，大 多为一般性的介绍，且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3]（p8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梁启超看来，主要归之于中西语言文字差异太大，而中日两国文字又很相近，“苟于中国文字既已深通，则以一年之功，可以尽读其书而无隔阂……故其效甚速也”。[4]此外，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输入西学（包括史学）方面，显然大大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当时诸多西说都可以通过日文而间接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者企图通过日文翻译作为摄纳西学的捷径。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911年之前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书籍仅史地类大概就有240种。梁启超不谙西文，他曾于不惑之年从头开始学习英文，即便如此，他在阅读颇为艰深的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原著方面仍感到困惑。但他精通日文，在他所接触到的日文书籍中，历史书所占比例 甚大，以其《东籍月旦》介绍的日文书为例，在总共70种书中，史书就有50种之多。可 见，梁启超写作《新史学》，构筑他的史学理论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是要依靠日本的间 接介绍。无怪乎浮田和民著的《史学原论》，在1902～1913年间中国竟有六种译本[5] 。其实，在20世纪初年，这种情况何止只发生在史学。康有为曾形象地指出：“泰西诸 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 而吾坐而食之。”[6]（p585）的确，在清末，中国输入西学的情境正如葛兆光所描述的 乃是“西潮却自东瀛来”。[7]
梁启超引进西方史学至晚年发生了转变，即从日本的间接输入，而代之以直接从欧美引进，并且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一转变，当然与他的欧洲之旅是不可分的。他于1918年冬至1920年春，漫游欧洲，历时一年有余，足迹遍布英伦三岛及欧陆的法、德、意、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其中在法国逗留的时间较久，耳濡目染，更是直接感受到 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台湾学者杜维运说：“此时正值班汉穆（E.Bernheim）、朗格诺瓦（Ch.v.Langois）与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方法最为盛行的时候，梁氏所请留法学生给他讲述的各门学问，史学方法是其中一项，应是不容置疑的。[8]（p299）这一点得 到了当时身处巴黎的李宗侗的确认。李这样回忆道：
梁先生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恰好住在巴黎，他请了很多留法学生给他讲述各门的学问 ，恐怕史学方法论亦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另补充上很多中国的材料，但其原则仍不免受 外国人的影响。[8]（p298）
归国后，梁启超于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翌年即把讲稿汇集出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这确是现代中国史学史上一部不同凡响的史学名著。我以为，梁启超的学术贡献，尤其是史学上的业绩当数从《新史学》刊布时的20世纪初至《中国历史研究法》问世前后，这20年间最为卓越亦最具影响。这一点无疑与他直接汲取西方史学是息息相关的。以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例，此书新见，许多确是梁氏新创，但细细探之，所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又十分明显。杜维运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二氏合著的《史学原论》（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李思纯的中译本于1926年出版，后被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列入，1933年又版。）作过一番很细微（两书选择相关段落，逐一对照比较）的探原工作后，得出结论说：“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9]（p339）当然，从《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来看，梁氏也绝非只受朗、瑟二氏的影响，他也受益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4～1937）1889年出版的《史学方法论》；他还受 到过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的影响，接受这派历史哲学家 对精神科学（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所作的严格区别，而放弃了早期受实证主义史学影响 对因果律的追求。梁氏之“变”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与彼时彼地所受的西方史学的影 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也可从丁文渊在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的“前言”中得到确认（注：丁文渊“前言”：“二哥（指丁文江--引者）当时还曾设 法协助任公如何学习英文，并且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 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不过，杜维运说，梁氏是否完全由自己阅读 了丁文江所介绍的几部书，则尚可存疑。）。完全可以这样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 究法》，“无疑是中西史学互相激荡下的产品”（注：参见杜维运的《梁著<中国历史研>探原》（《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三》，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印行，第 337页）。又有论者认为，梁启超晚年对于中西文化问题已达到自觉认识的阶段，而不赞 同对他文化观点“保守”与“倒退”的批评（见陈其泰：《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 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倘此论不谬，我以为梁启 超晚年对中西史学交流与融合也达到了某种自觉认识的阶段，杜维运说梁著《中国历史 研究法》是“中西史学互相激荡下的产品”，也正是说梁以他的具体的史学实践反映出 这种史学理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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