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巨匠，学术界对张元济的业绩多有评述，毋需在此赘说。（注：张荣华著的《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是近年来张元济研究中的一部有新意的作品。作者摈弃了人物传记的常规写法，而以历时性的若干论题相缀连，以彰显传主的非凡贡献，很可参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该书作者对张元济与王云五的关系却始终“守口如瓶”，不能不说是它的一大缺憾。我同意这样的看法：“研究张元济，将成为研究王云五的一个很好的和必要的参照。研究王云五，自然也会成为研究张元济的一个很必要的对比。”（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71页）因此，张荣华的《张元济评传》对此大可不必讳莫如深。）这里就 题旨相关内容，略说几句。
张元济为开启民智，致力于人文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新知的输入，出版各类丛书，不遗余力；他尤致力于双语工具书（主要为英汉）的出版，为商务日后成为我国辞书业重镇打下了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对输入西学、启蒙国民、普及教育等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特别需提到的是，张元济本人尽管“沉溺西学”，[18]（p13）西文造诣甚 佳，早在1897年4月20日致汪康年信中已表示有翻译西书的打算[18]（p15），但张氏对输入西学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自己译了什么书，而在于甘愿为他人作嫁衣，全力赞助与支持那些担当普罗米修斯式的“窃火者”（翻译家）。学贯中西的张元济自身也在这文 化沟通中成了“窃火传薪”的大功臣。
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堪称20世纪中国翻译史双璧的严译西学名著与林译文艺小说的出版，都与张元济的鼎力支持与精心策划分不开。严复所译西学名著，集中在戊戌后至辛亥前十多年间陆续出版。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为《严译名著丛刊》八种重印问世，在学界与坊间广为流传，影响深远，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又重印发行。这是翻译家与出版家一次成功的合作。林纾所译欧美小说，凡180多种，极大部分也都是在商务出版的，亦称显例。
张元济对严复的“相为之诚，无微弗至”，[18]（p119）也同样体现在对蔡元培身上。1 907年蔡元培即将赴德国留学，张元济与蔡商定，由商务印书馆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 请蔡在德国为该馆译书。民国后，蔡又两度去欧洲，也是由张为其筹措经费，以维持生 计。蔡也遵照张元济的嘱托，为商务编译德国学术著作。我们在考察蔡译在德国学术思 想东渐过程中的作用，当不可忘了张元济的作用。
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帮助，充分反映了他对青年学子远赴域外求学的支持。张在财力上全力支持罗家伦赴美、英、德等国留学，出洋期间，罗家伦译完了英国学者柏雷的《思想自由史》。这位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要员的罗家伦，却是五四运动时的“先锋派”人物。他翻译的《思想自由史》是柏雷名作，至今仍在学界流传（注：罗家伦所译柏雷《思想自由史》，被钟叔河主编的《凤凰丛书》收入，于1988年由岳麓书社重版。本书专论西方自古希腊迄至近代的思想自由的历史。钟叔河在《凤凰丛书》序言中云：“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凤凰（phoenix），活满五百岁时，聚香木以自焚，从火中而永生。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也是如此。”我以为，循着这一说法，罗家伦所译柏雷《思想自由史》一书，也是如此。又，柏雷（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现又译伯立、布瑞），现代英国历史学家，1902 年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平生著述甚丰，集中在古希腊史、罗马帝国史和拜 占廷帝国史。他的“名言”：“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竟成了后世西方实证主义 史学的“座右铭”。），这是罗家伦在“新潮时代”所做的有助于西学输入的一件好事 。
此外，还有张元济与胡适的“意气相投”，张对沈雁冰的“赏识”，张对胡愈之的“ 提携”……对于张元济的业绩，有论者评论道：“为了中国的学术理想和新文化事业， 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地为先行者开辟安身立命的途径，提供真诚无私的帮助与呵护，具 此高风亮节的又有几个？”[18]（p122）我们也可以说，为了西学的输入，为了融通中西 文化，数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甘为人梯，为“窃火者”提供真诚无私的帮助，具此 高风亮节的又有几个？
张元济于西学输入的业绩凸显民国时期出版机构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也展示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紧密联系。张荣华指出：“商务印书馆为张元济施展抱负 提供了宽敞的场所，张元济则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并世无俦的出版与文化重镇。”[18]（p53）又说：“凭藉张元济等人的开拓勇气、勤奋作风、敬业精神和凝聚力量，商务印书馆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发达、最具现代色彩的文化企业……”[18]（p90）
百年商务，在众多的能人中，除张元济之外的“等人”，排在第二位的非王云五莫属。
我们在这里先看邹振环所写的一段话，以引出王云五。他这样写道：
“五四时期，自觉新知不足的高梦旦自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职位，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请新文化运动的大将胡适主掌编译所。对这个现在看来只是一家出版社所 属的科级或处级干部的职位，胡适竟然来上海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考察，逐个与 高级编辑谈话，并提出了改革方案，推荐自己中国公学的老师王云五出任该职。”[14] （p411）
王云五（1888～1979），号岫庐，广东香山人。
胡适引荐入商务印书馆时王云五33岁，是年为1921年。自此开始了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几乎是终生的不解之缘，文化商务由此找到了薪火相传的新的“掌门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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