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以来言上古文献者往往采取疑古态度，鲁莽灭裂者有之。笔者以为古文献之 所存未易轻弃，倘无足够有力之证据，宜存录以备考索，研究者倘能更多致力于文献之 理解，或将更有所发明。本文即本此态度，对汉以前之史著重新作一审视，并试图作出 若干解释。
一、巫、史交替与史之产生
范文澜曾经提出“巫官文化”、“史官文化”之说，作为中国远古文化的一种猜测， 虽持说不终，而足资启发。要说，中国文明的曙光，应系于政治文明的创始，盖随中华 各族大融合，形成为统一的政权，才谈得上“中国”和“中国文化”。惟远古之中国人 ，究竟如何维持统一大业？在《国语·楚语》中有一条记载十分值得注意：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 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 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 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 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 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 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制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 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 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 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 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 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 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这段记载向我们揭示了上古“巫官”政治文明的消息。由此可以窥知，在周以前，虽 然已经出现君主，但社会秩序--礼制，主要仍是依赖对统一的“天神”的崇拜来进行 整合-维系的，此即所谓“巫官文化”。曾经出现过统一神崇拜被破坏的时代，其实就 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分裂的各邦不再尊奉统一神，而是各自恢复原来的部落（氏族）崇拜 ，于是出现了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乱德”局面。到 了周朝，由于将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两分，并突出祖先崇拜，由巫官执掌文化的“巫官 文化”传统开始衰落，突出的标志是史官建置增加，且开始逐渐渗入、取代巫官的职掌 。周宣王时，将巫官首领“重”、“黎”升格为神，凸显“巫官文化”的彻底没落。可 以看出，当时世间的大巫师“重”、“黎”已不仅不具有号召力与威严，并且其世代相 承的分职亦被取消，以至于不复为一般人所了解。
从这段记载，我们依稀见到了上古时代中国文明之产生与逐渐发展的线索：开始是史 前原始部落大巫师掌管的“巫文化”，然后到国家一统的“巫文化”出现，随着统一和 分裂两种局面的交替，国家一统的“巫文化”与各部落原始“巫文化”发生交替取代， 西周时“巫文化”衰落，由史掌管文化的“史文化”取而代之，最后，春秋时期，随着 各诸侯国的分立，“史文化”发生新变，史学产生。
因此可以这样说，巫文化时代的“历史”是神话，即以巫文化形式保存的、我们今天 称之为“神话”的历史，而史文化时代的历史，才是以史文化形式写作的、我们称之为 “历史”的历史。
二、《诗》史之辨
梁启超说：“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据吾侪所臆推，盖以诗歌。”（见梁氏 《新史学》第2章）并列举《诗经》中之《玄鸟》、《长发》、《殷武》、《生民》、《 公刘》、《六月》，认为“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梁氏之说为后学所沿 袭，几成定谳。
这其实是有可疑的。《尚书》中有“尧典”，乃记尧舜时的事。《国语·郑语》载史 伯引古史以明周衰，亦上溯于尧舜。（注：又有《世本》上溯至黄帝，据说《竹书纪年 》也始自黄帝，以文献不足微，故不论。）古又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有记言 ，因而有世传之“语”体，这可以从《国语》、《左传》窥见；记事的传统，则可从《 春秋》（司马迁又称之为“史记”）窥见。由是言之，与《诗》同时并行的有“史记”之 属，并不采取韵语形态。它才是那时的“史”。至于《诗经》里被人们称为“史诗”的 篇章，虽然可使今人窥见若干历史的影子，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其实是不能算做“史” 的。（注：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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