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如王晖就以今日之地理说董叔之“西北”。见氏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5）“天道”，见《左传》襄公九年、十八年，昭公九年、二十六年；“天之道”，见《左传》莊公四年，宣公十五年，襄公二十二年，昭公三十二年，哀公十一年。
（16）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珠海）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243-248页。
（17）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2页；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18）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划分依据、距星选取等等问题，中外学者持久争议，迄今未有一致性结论。其基本情况，参见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9-50页。
（19）《尔雅·释天》云：“营室谓之定。”《诗·鄘风》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20）湖北随县发现的曾侯乙墓，有漆箱盖图饰“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星宿名只有二十七个，实际上是将营宿分为西营和东营，东营即东壁。参见刘金沂、赵澄秋《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132、198页。
（21）九州的划分及州名，自战国以来就多异说，《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互有异同，唯并州仅见于《周礼·职方氏》。《汉书·地理志》始以《职方氏》九州为周制，并州遂为九州分野说所沿袭。
（22）[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3《天道》，（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23）黄帝至崆峒山、“登鸡头”的传说，见《史记·五帝本纪》，而问道于广成子则见《庄子·在宥》。《史记》近信史，《庄子》多寓言，本文综合两言，非在考实，只求情结。
（2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221-222页。
（25）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99页）称此为“天神-山岳崇拜的文化圈”。
（26）据统计，秦之故地祠以雍地为多，达100余所；西汉所兴，数倍于前，成帝时达683所，雍地独居303所。参见李零《秦汉祠畴通考》，唐晓峰、辛德勇、李孝聪主编《九州》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1-174页。
（27）李民：《南亳、北亳、与西亳的纠葛》，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阳）殷都学刊编辑部，1985年，第389-402页。
（28）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5《东南西北》引陈仁子语，以为“自南自北，盛衰有时，迁谓起事专在东南，成功专在西北，非笃论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4页。
（29）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7-288页。
（30）关于王国维与傅斯年在学术意趣上的相似性，参见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3-282页。
（31）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32）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33）王森认为傅斯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东方主义”（《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9页），我更倾向傅斯年有一种乡土味的东夷情结。
（3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35）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36）[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7页。
（37）裴文中：《西北通讯社丛书创刊感言》，《史前时期之西北》，（南京）西北通讯社，1948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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