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家，是以连续的、多样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去审视研究对象，还是以割裂 的、单一的、孤立的思维方式去审视研究对象，这是个老课题，在中国史学界似乎早就 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是口头表态，百分之百的史家会赞成前者，但运用于历 史学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或对一些史家研究实践的评估上就大相径庭了。
历史科学同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一样，她的走势和命运，除取决于学科因素、社会因 素外，还有史学家的自身因素。其中史家的思维方式尤为重要。如果史家的思维方式不 贴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能以连续的、多样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和善待 史学，就很难对中国传统史学和20世纪史学做出科学评价，也很难对21世纪史学走向做 出科学预测，甚而影响史学的健康发展。本文拟结合史学研究中一些具体问题，对史学 家的思维方式及其有关问题谈点皮相之见。
历史学在连续中创新
创新，是历史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原动力，是每位历史学人刻意追求的学术目标。没有 创新，既使著作等身，对学术市场来说，带来的只是虚假繁荣，而无实际学术意义。
所谓创新，对历史学而言，很难下个科学的定义。但其表征约有三条：一是讲前人之 未讲，发前人之未发。二是对前人讲过的或拾遗补缺，或勘误纠谬，或发展提升。三是 对前人于同一课题的零散、部分研究成果加以综合，使其更加系统和全面。如果史学同 仁能认同史学创新这三条标志，我们是否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创新”离不开“前人 ”，也就是说要在前人科研基础上才能创新。
中国历史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史家辈出，群星璀璨。举其要者 ：司马迁、陈寿、范晔、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 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他们是我辈的前人，是难以数计的学术前人的杰 出代表。是他们创造性的学术实践先后创建了中国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 义史学。今天，我辈置身新世纪之初，生活在改革开放所开创的中国新史学的伊始，面 对的社会环境、价值取向、学术思潮等，同前人相较已截然不同。体现在学术实践上， 许多学者贡献出的科研成果，从选题到立论、话语乃至研究法均别开生面，大有同西方 史学“接轨”之势。如此亮丽的学术景观，哪怕个别镜头有些惹眼，少数声调有些刺耳 ，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总体上是中国史学在进行伟大的变革，是在冲击世界史坛， 应该为之喝彩。
问题是改革开放哺育的新史学应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笔者拟把新时期以前三大阶段的史 学统统归为“传统史学”），是把传统看作包袱而另立炉灶，效法“西学”模样前行， 还是把传统视为资源，而发掘利用、承继前行呢？在我看来，这是摆在中国史学界面前 的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其解决的好坏，关系到中国史学的前途和命运，关 系到她在世界史坛上的形象和地位。因此，我们切不可再犯熊瞎子掰苞米的错误，更不 该沾染“得新忘旧”的恶习，而应该将刚刚起步的新史学牢牢扎根于传统史学的土壤之 上，再充分借鉴和吸纳西方史学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创新 离不开传统，离开传统不会有创新。稍加留意一些大师的学术经历，他们的杰出创造无 不是以其对传统的广博和深刻的把握作为基石的，其创造均由传统蜕变衍化而来。中国 封建史学的鼻祖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也并非是他独创，而是对前人的创造进行了再创 造。章学诚对《史记》结构来源做了精心的考察，他认为，司马迁据古《禹本纪》而作 本纪，效《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作八书，仿周王谱牒作十表，依古《世 本》作列传等。司马迁尊重传统，但不是照搬因袭，而是天才地将前人成果融为一体， 开创出被史家誉为“信史家之极则”的纪传体。对此，赵翼有段精彩的概括：“司马迁 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廿二史札记》卷1）。经典作家在考察人民创造历 史的经验教训之后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 条件下的创造。”
为什么必须承继传统才能创新呢？首要一条，是史学研究程序决定的，也是创新的三条 标志所要求的。不知前人研究过哪些、研究到什么程度，就随心所欲地确立选题，你投 入的精力再多，成果再优秀，到头来，只好讨个“炒冷饭”的评语，自然所耗费的功是 无用功了。其次，是史学基本功能决定的。历史科学最基本的功能为两条，一是“复原 历史”，让今人知道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二是“阐释历史”，让今人知道为什么是那 样。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这两个功能均有良好的发挥。但最佳的是前者。从某种意义上 说，中国传统史学就是一部考据学，历代史家创造、运用历史考据法对若干历史时段、 事件、人物及典章制度等做了精辟考证，取得了逼近历史真实的成效。由于中国历史悠 久，问题包罗万象，尚有重重历史疑团，况且历史不断向前延伸，新问题又不断出现， 所以，弄清史实、复原历史本来面貌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自然，传统考据学就不该刀 枪入库，马放南山，而应该是伴随历史学的延伸而不停地向前。当然，对传统考据法的 承继不应当是因循不变，我们还应借鉴西方考据学的长处，再运用新的科学技术，使其 更加完善和科学。
强调承继传统，还有一条原因，那就是中国几代史学家，锐意追求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跻身于世界史坛。要实现这一目标，需具备多种因素。就学术因素而言，我们的学术 观点、研究方法、学术风格必须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史” 、“论”结合研究，或作为史学理论，或作为史学思想，或作为史学方法，在传统史学 中有明显特色，“太史公曰”、“臣光曰”、“赞曰”是史论结合的早期形式。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被运用于历史研究，使史与论在互动中结合起来，开辟了中 国史学研究新局面，形成了同西方各学派迥然不同的中国唯物史观学派。继续在“史” 与“论”两个层面上深入开拓，有机地、科学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去揭示历史面貌、阐 释历史内在发展规律，将使中国史学以独特的形象雄踞于世界史坛。
也许有人会问，你如此强调“承继传统”，是不是在排斥西方史学呢？不是。如果说， 历史学离开传统不能创新，我同时也认为，离开西方史学也不能创新。改革创新要有参 照系。建立在高度现代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史学范型，确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借鉴。如果 我们能选好“拿来”、吸纳，会大大提高史学创新的效率和质量。在传统和西学的关系 上，既要反对数典忘祖，也要反对尊祖排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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