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唯物史观还须发展与完善。但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会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完 善。过去，一些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出现了一些偏差，究其主要原因不在唯物史观本身， 而是那个政治偏激的年代，扭曲了马克思的本意所致；还有的是属于个别专家在运用唯 物史观去生硬地剪裁史实而造成的。这些是容易克服和纠正的，不会影响唯物史观的生 命力。
第二，仔细研究西方五光十色的史学思潮，确有它的可取之处，但它远不具备西化中 国史学的理论能力。比如，为开创西方新史学作出贡献的德国史家卡尔·兰普勒希特在 《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说过“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法国年鉴学派 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在他《为历史而战斗》的一书中说，“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 ，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英国现代史家柯林武德主张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意大利史家贝尼提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等等。客观地说，乍一触及这些思想，我非常佩服西方史家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敢于 标新立异。这些思想给人们揭示历史或历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立论过于偏激，缺乏唯物史观的厚重感、深邃感及普遍 意义的理论品格。因此，我想说，让对历史有一定研究并有自己观点的中国史学家群体 ，全盘接受西方史家观点难矣！至于西方新史学为适应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 拓展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对于后现代化国家的史学来说，借鉴的越多越好，多多益 善。尽管如此，也不存在西化问题。因此，西方的叙述法、总体研究法、心理研究法、 计量研究法等等，会为我所用，但绝不会取代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千锤百炼的考据法。
历史学在辩证中发展
审视以往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会明显发现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取向上，经常看到的不 是取长补短、共存共荣，而是非此即彼、非优即劣的现象。诸如：
传统史学的研究主流是政治史和“精英人物”，此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被一些史家称 之为“从上往下看”。而笃信新史学的一些史家，认为“从上往下看”不妥，应该“从 下往上看”，应着重研究人民史、乡村史。
近年来，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也成了“热门话题”，史学家、出版商蜂拥而上，一时 间，文化史和社会史著作风靡图书市场。而政治史和开国初讨论的“五朵金花”似乎成 为“昔日黄花”，门庭冷落，少人问津。
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在以往的史学界，孰轻孰重无明显差异。新史学运作后，宏观史 学行情不看好，而微观史学日益受宠。特别是强调跨学科研究后，史学研究更加“碎化 ”、“细化”的势头令众多史家惊讶。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现实因素和史学研究自身规 律在起作用，但同史家思维深层缺乏唯物辩证法不无关系。辩证法的绝对要求，要相对 地看问题，不要绝对地看问题。世上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一种只有利没有弊的方法。 只有采用综合方法才能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目的。研究历史更不可偏离这一辩证的思维 方式。
历史是复杂的，不从多层面进行透析，很难认识她的全貌。比如研究一个王朝的兴衰 ，史家的眼睛往往首先会盯在统治阶级的核心层和精英层。因为在高度专制的社会里， 人民没有参政议政权，关乎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各项决策都操在最高统治者和少数精英手 里。所以，要搞清这个王朝何以兴、何以亡时，不“从上往下看”能行吗？不研究政治 史行吗？只要历史学“垂训”、“资治”的功能不被泯灭，史家就绕不开王朝史和政治 史的研究。我们如此，西方新史学也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史学界大破王朝史体 系之时，西方新史学的代表英国史学界却开始编纂多卷本的《剑桥中国史》，这是一部 彻头彻尾的王朝史。西方传统史学的核心也是政治史和精英人物。新史学出现后，政治 史一度受到冷落，而现在政治史、事件史的研究在法国又趋活跃。至于宏观史学问题更 好理解，如果我们的史学成果都属于“细化”、“碎化”范畴，没有宏观的论述，人们 读史就像坠入云雾山中，看不清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内在规律，这样的历史学也就失去了 它的根本价值。
同时，史学研究只“从上往下看”也不行，因为只研究上层，对“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人民层就忽视了。人民层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向前的主体，而他们的言行、业绩 在传统史学中又鲜有记载，所以，近年来，中外一些史家强调史学研究要“从下往上看 ”，努力发掘新史料，撰写“人民史”、“乡村史”、“社区史”等，这是修补传统史 学中残缺的主要层面，从而保证历史学研究的完整性。同样，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结 构中，均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大板块构成，这四大块相互作用，左右历史进程 ；对史学研究来说，则难分轻重。只是现实的需求，或因几位史学大家的治学旨趣和炒 作，出现一冷一热、冷热交替的研究状态。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在描述西方新 史学的研究历程时说：“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史、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 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 、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种信条，因为 政治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有关权力的一系列问题又向新史学提了出来。”西方新 史学的实践也证明，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没有久冷不热或久热不冷的地带。此地带经 过一段时间的热烈开垦，到了该说的说了，该写的写了，再无“下镐”之处时，自然移 到另一地段。于是此段热起来，前段暂时就冷下来。在垦殖新地时，可能又发现了新的 问题和方法，于是又回到前一地带。这个循环往复不是简单的重复和轮换，而是在新的 意义上重复和提升。至于新史学研究出现“碎化”、“细化”的倾向，亦不必指责。中 国历史卷帙太浩繁了，研究者对其研究时，不把它加以切割，进行专题和细微的研究， 要搞清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不可思议的。不建筑在“碎化”、“细化”基础上的宏观史学 ，难以对历史做出科学的概括。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在史学研究的天平上，该是“平等 ”的。
庞朴先生在总结开国后30年间中国史学界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总体态势时 说：“这三十多年里，我国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于自己的园地，解决了很多 问题，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进行了很好的争论。这些争论，有的几经 交锋，已经解决和基本解决了；有的一波三折，在平息多年之后忽又惊涛拍岸。有各执 一说，迄无定论者；也有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旧的争论不时会生发出新的争论来； 新的课题有时又常引导人们返回老的课题去。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莺燕声声俏，好一 派宜人景象。”庞朴先生以宽阔的胸怀、深邃的眼光对史学界在学术讨论中出现的“一 波三折”、“惊涛拍岸”、“各执一说”、“相互补充”以及新老课题相互交替的景象 ，给予高度的赞许和讴歌，认为这是“一派宜人景象”。我深信，21世纪的中国史学， 在更加宽松的学术氛围里，一些史家非此即彼、不是就非的二极思维方式会日趋淡化， 各有所长、相互沟通、取长补短的辩证思维方式将成为“主旋律”。21世纪中国史学的 “宜人景象”和学术景观将会更加亮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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