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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2)

从我与胡绳同志20多年的接触所感受到的,他也是这种价值观念。他完全可以像小平 同志说的做另外的选择,或者像有的老同志、老理论家那样,发发议论、讲讲意见就可 以了,何必还像中青年时期那样夜以继日地伏案爬格咧。特别是在他年老病重 之后,该全休了!但是,他没有作这种选择。这是因为他患有写作癖吗?非也。他虽然大 半生吃的是写作饭,但并不是写作匠,而是博古通今、览读群书的大学者,且“束发从 学,窃好吟咏”,具有诗人的才华。因此,他也可以泛泛阅读作消遣,或以寻章咏哦排 闲情。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这种轻松的生活方式。怎么解释他的学术情结呢?这只能说 是一种追求吧!请读他的诗作:“揽镜居然八十春”,“老遇明时倍旺神”;“此心不 与年俱老”,“尘凡多变敢求真”。“自知于世无多补”,“伏枥千里”志“犹存”; “朝云暮雨写春秋”,“繁花争笑白头人”。
    可能有熟悉胡绳同志诗作的会说,在他的诗集里没有这样一首诗啊。是的,但是,就 这里的每一句而言,却都是他的。我只不过是将他的多首诗句集结在一起而矣。因此, 诗中所言之志,百分之百是他的思想情怀,表达的是他晚年的精神追求。正是这样的一 种驱动力,他置生死病痛于不顾,“一笑癌魔何奈我”,“苍苍莽莽自雄奇”。
    什么是“胡绳现象”呢?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一往无前,老益弥 坚,攀登高峰,不断创新,终于铸就成最后20多年学术的新辉煌。这在当代中国理论界 是个奇迹!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个奇迹!
    第二个问题:胡绳晚年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这里从中国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说起。胡绳同志作为历史学家,既以近代史的巨著 而享有盛名,又以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之职长期领导全国的党史研究大军。他在研究近 代史和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的过程中 ,及其此后,对一些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有新的思考。有些见解很富新意,推动了近 代史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在阐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的文章中,通过总结经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观点,对我们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理论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主要论列以下13个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革命、改良和现代化。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战争连绵不断, 但贬斥、否定革命之声从未间断,在80年代曾鹊噪一时。胡绳同志说:一些人认为改良 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当改良受 挫时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当 改良和改良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步骤和方法,在同旧势力斗争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当革命形势已经出现、革命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 ,改良主义如果将斗争锋芒指向革命,旧势力就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这时的改 良就起着否定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
    关于以现代化作主题来写近代史的问题,胡绳同志极表赞同。但是他认为,以现代化 作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反之,如果不用,近代史 上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近 代史上的现代化问题有两种倾向。一是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即不触动旧制度 的根基,在某些方面极有限度地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二是突破帝国主义所 允许的范围,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来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两种倾向难以分辨,但却泾渭 分明。洋务派属于前一倾向最早的代表人,维新派则是后一倾向的先驱。要说清楚这些 问题,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那种认为中国如果经过几十年 殖民化过程,就会实现现代化,是一种极端无知的昏话。
    胡绳同志的这些观点,也许比较传统。但这正表明在需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 的立场和观点极其鲜明。对不正确的观点,不是作空泛的批评,而是以深入的分析给人 以启迪。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在过去的 党史书上被称为“三大论战”之一,作了完全充分的肯定。90年代初,在他负责抓的那 两本书中,他已对传统的评价作了修正,在积极肯定这场论争的同时又指出了其存在的 缺点。从1995年3月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开始, 胡绳就在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反思;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演讲时,又作了新的阐发。他一方面指出:梁启超、张东荪批评社会主义的高谈阔论中 虽然夹杂着近似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某些话,但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将 此前讲过的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作了展开阐述。他说: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 义者的弱点在于,对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因而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从 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还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他们不懂 得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 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应 当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为驳斥这种观点,需要作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不能只是 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会染上民粹主 义色彩。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是总结了后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的这方面错误 ,而在理论认识上去作追根究底的深层思考。
    (三)关于“中间势力”。胡绳同志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 书的谈话,1995年3月开篇就是讲这个问题。一个月之后,又作了展开性的阐发。他认 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两个角色,即多了一个中间势力。当 然,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之中。对于中间势力,过去一般都是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胡绳同志认为,中间势力在旧中国包括的阶级、阶层、政 治党派和社会力量很广,是一个很大范围。过去说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依靠力量, 事实上,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 中间状态,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做工作之后才会跟着 共产党走。就全国的政治分野来说,像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胡适,我们不应当将他划入右 派营垒,他实际属于中间势力。“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 之间的争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胡适提倡“ 好政府主义”,对这些观点可以批评,但不好说他们是反动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他讲的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这样的看法,你说我们就没有想过?也不是。但是,第一,我们没有这个理论勇气,顾虑比较多;第二我们思考得没有胡绳同志那么深入和清楚,道理讲得不充分,也就缺乏胡绳那样的理论勇气了。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正是胡绳同志鳌立群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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