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左”倾思想供奉的社会主义“女神”。胡绳同志在总结党探索社会主义的 经验教训时，对所犯的“左”的错误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分析。他在1983年发表的《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中说：《历史决议》对“左”倾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已作 了论述。从“左”的错误应得到的教训是，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只凭片面理解 本本中讲的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是决不能正确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如果根据 一般规律而去作出这样那样的设想，那就实际上在供奉一尊“最革命”的、“最纯洁” 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女神”，使美好的愿望丧失了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基础。以 此作为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以为只靠群众运动，就能创造出“ 最纯洁”、“最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在11年后写 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文中，胡绳同志继续指出：以往的空想社 会主义，都是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因而几乎无不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 。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将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其根本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 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那种“趁穷过渡”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搞贫穷的社 会主义。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这就破除了“对 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样的分 析极富见地，既表现了胡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素养，又展现了他忠诚于马克思主 义的无畏胆略。
（七）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这是在《七十年》中分析八大以后十年的历 史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当时写道，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是：一个为正确的和比 较正确的，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 践经验；另一个为错误的，即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 践经验。这两个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 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 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并存。十 年中“左”的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 发动；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这个思想既遵循了《历史决议 》，又把《历史决议》里叙述的那个思路和乔木同志的一些想法，作了较为深入的发挥 ，突破了过去比较简单化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因而获得党史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胡 绳本人在谈到这个思想时指出：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也许至少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 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根据这个思想，3年之后，他又对其在“文革”中的表现形 式作了新的阐发，提出：讲“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 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 这种倾向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毛主席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有时也处于矛 盾状态，因而会萌生反“文革”的倾向。比如，对邓小平开始打倒，后来起用，就说明 了这一点。既依靠“四人帮”坚持“文革”，又对他们进行批评，也说明了这种状况。 “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 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 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胡绳同志的这个思想，我们这几年 在撰写建国以后的党史书稿时作了具体贯彻，在写“文革”历史时强调了党内和群众在 这个时期的各个阶段上对“文革”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怀疑、抵制和抗争，努力对 这个特殊年代作出更全面的反映。
（八）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胡绳同志发表了一篇振聋发 聩的重要讲话，即对毛泽东本人讲过的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作了修正。毛主席在1976 年6月，即逝世前的3个月，曾对他的一生作过回顾。他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 事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政权；另一件事是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 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胡绳同志首先对毛主席讲的这两件事作了翔实的阐述，指出“历史的评定是：前一件 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 错误和巨大的失败。”然后，又明确指出：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 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那么， 应当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后半生呢？胡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毛泽东的后半生 在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 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 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胡绳的这个分析别具匠心，表现了他过人的政 治智慧，为我辈望尘莫及，自愧不如，确实是我们的“理论大师”。那些在“民粹主义 色彩”问题上对胡绳同志的批评，自诩为是维护毛主席的，但在什么时候作出过这样的 分析和评价？在批评胡绳同志时，为什么不首先掂量掂量这个评价的分量？这难道是对毛 主席的否定吗？我看，这个维护超过了那些“维护者”，说出了代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 人心声的新话。这是胡绳同志对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理论贡献。
（九）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的80诞辰。对党的80年历史如何分期，将党的创立到新中国成立作为一个时期，没有 不同意见。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是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界碑，则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七一”讲话之前党史 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对此有了明确说法，这个问题可能解 决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分期的标志，最早是小平同志在19 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的，以后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讲了十多 次。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以来的重要文献也是这个观点。江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也是这么讲的。但是从把这个政治论断具体运用到如何写党史来说，是胡绳同志第一 个提出的。在《七十年》的结束语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胡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 ，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将以往的好的经验和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总结以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 94年，他进一步指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标志，将此前后 分为两个大时期，这样的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从形式上看，这是编写 党史的划分章节问题，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现 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内涵丰富得多 了。它可以同1935年的遵义会议类比并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两个伟大转折。也许现在 还没能完全认识它的历史意义，以后会看得更加清楚。因此，建国后党史的分期问题表 面看来是一个提法问题，实质问题则是胡绳同志所提出的，是要不要突出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历史地位问题，因而也是一个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才是要害。胡 绳同志抓住了这个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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