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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符的史学思想

王符作为东汉与王充、仲长统齐名的思想家,倍受学者关注。举凡涉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军事思想等方面,学者们都已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有关王符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论文只见到罗传芳的《王符的天人宇宙图式与社会历史观》①,在“天人宇宙图式”的视野下论析了王符的历史观;专著有白寿彝、徐殿才的《中国史学史·秦汉时期》②,讲了王符的“以元气为本的宇宙观”和“以德为本的治国思想”。显然,这些论述都属于哲学和政治范畴,不属于史学或史学思想的范围。由此,笔者不揣浅陋,研读《潜夫论》,梳理王符的史学思想,借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草创叙先贤”“将以明真”的史学论
    王符在《潜夫论》③ 的《赞学》和《叙录》等篇章中,表明了对于历史学性质及其功用的基本认识。
    《潜夫论·赞学》在谈到学习的重要性时指出,历史上那些才俊英雄,都是在教师的训诫之下,接受了前人的历史经验而成功的。如风后教成了黄帝,老彭教成了颛顼,祝融教成了帝喾,务成教育了尧,纪后教育了舜,墨如教育了禹,伊尹教育了汤,姜尚教育了文、武,庶秀教育了周公,老聃教育了孔子。进而,王符说:“《易》曰:‘君子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套用今天的话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前言往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蓄其德”。历史学就像炼金的熔炉;只有经过历史学的冶炼,才能成为社会、国家有用之“金”。王符的这一说法,与刘知幾《史通·直书》所说的“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主旨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历史学的教育和训导作用,说明历史学是经验性的学问,是借助于过往的经验教训培育现实人的德智。
    《潜夫论·叙录》讲各个篇章的编撰主旨。一开篇,王符谦逊地说自己“不才”,不具备当时“贵能成大功”的“立功”条件,“无所效其勋”,但是有“立言”的潜质,“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鲁太史左丘明精通五经,撰著《春秋左传》,目的是“以继前训”;而自己撰写“三十六篇”,目的是“草创叙先贤”。在讲到《释难》篇的撰写目的时,他批评学术界人云亦云,真伪不辨,使后来学者无所适从,“论难横发,令道不通。后进疑惑,不知所从”;因此,王符要求真明道,“予岂好辩,将以明真”。由此而论,历史学作为“立言”事业,其研究对象是“先贤”及其“前训”,其研究的任务则是“叙”、“继”、“明真”。换句话说,历史学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其研究对象是以往的思想,其研究任务乃是叙述和继承以往的思想。简单说来,历史学是思想性的学问,是借助于先贤思想表述今人对真善美的诉求。这与现代西方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可谓是不谋而合。
    一是经验性的学问,一是思想性的学问,在王符的论述中,历史学就有了双重的性质。考究其因,可能是当时的经今古文之争所导致的。经古文讲究因循,注重经验的积累和汲取,推崇事实和实证,把历史学看做经验性的学问;经今文讲究创新,注重知识的标异和领先,推崇理论和论辩,把历史学看做思想性的学问。王符所处的时代为东汉中晚期,其时经今古文之争已渐消弥,走向融合统一。就两者关系而言,事实的选择和经验的吸取,需要思想的认识和判断;而思想的宣扬和实施,又需要事实的支撑和例证。因此,经验性和思想性原本就是互相依存、互相统一且互相转化的,经验性和思想性是构成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两个基本因素。《潜夫论·释难》:“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在患想理论上,有些道理用言语是说不清楚的,于是就借助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成败得失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的话语所能臆断的。可见,历史学的经验性也好,思想性也好,在王符这里是一致的。《潜夫论·赞学》:“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真理的探索应追溯历史,因为历史上那些先贤先圣在领悟历史真谛之后,不仅躬身践行,而且著作成史书,供后人学习仿效。可见,历史学作为思想性的学问,是传递真理和探索真理的基本途径,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
    历史学研究“前言往行”,揭示历史真谛,其功用何在呢?在王符看来,一是增智修德。如上所述,《潜夫论·赞学》说黄帝、颛顼等十一位往古圣人都是在教师的教导之下,研读历史,“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如董仲舒、景君明(京房)、倪宽和匡衡等近世学者所以能“成名立绩,德音令问”,也是因为精读历史,潜心学问,“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二是学习往圣先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创造新的历史业绩。“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三是借助于往圣先贤的思想烛光,掌握历史的未来发展。王符说,虽然天地神明,我们不能知道,“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也”,但是往圣先贤的思想如深夜烛光,“中穽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照亮历史发展的规则和未来,“学问盛典,心思道术,则皆来睹矣”。总之,历史学作为宝贵的遗产,可以使人“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顾定百世”。
    二“莫善于抑末而务本”的历史观
    《潜夫论》的《务本》《遏利》《论荣》《班禄》《述赦》《本政》《慎微》《相列》和《断讼》等篇,在论述执政内容时,表明了王符的历史观念。总结这些篇章,可以发现,王符的历史观有如下内容和特征。
    首先,在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时指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的历史活动必须要遵守历史的规律。王符认为,历史就是政治,政治发展的主体是执政者,若执政者遵守历史规律,那么就会推进历史的发展,否则就会抑制历史的发展。《潜夫论·务本》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北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这就是说,历史进步(即“太平”与“体证”)的主要原因是执政者能否把握历史的规则(即“富民”和“正学”),如果把握住历史规则(让“民富”“学正”),历史即可进步发展。站在行政首脑的角度,王符分析说,历史规律的把握,在于执政者能够透过现象抓本质,使各项政策措施符合历史的规则。如就“民富”方面来说,就是要在农工商中重视农桑、抑制“游业”,在工业(“百工”)中重视“致用”、抑制“巧饰”,在商业中重视流通、抑制“鬻奇”。“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就“学正”方面来说,教育要重视“道义”的培育而轻视“巧辩”,辞语要重视“信赖”而轻视“诡丽”,士人要重视“孝悌”而忽略“交游”,孝悌要重视的是养老实际而不是“华观”,考核和选拔官员要重视“忠正”而不是“媚爱”。“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由此看来,在王符的心中,历史的发展常常有两种趋势,一是进步,一是退步,关键是看执政者能否放弃自己的一己之私,去真正顺从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随君之好,从利以生者也。是故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故衰暗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贤不肖也,祸福之所,势不得无然尔。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此诚治之危渐,不可不察也。”在执政实践中,是顺从历史规律,推进历史发展还是顺从个人利欲,促退历史,完全取决于执政者,人民往往是服从者,是利益的追求者。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会谨慎决策,遵从历史规律。《潜夫论·相列》:“五色之见,王废有时。智者见祥,修善迎之,其有忧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反省,虽休征见相,福转为灾。於戏君子,可不敬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更替,各有其盛衰规则。聪明人往往根据其祥瑞征兆积德行善,推进历史的进步,若出现反常的征兆,则反躬自省,谨慎行事;糊涂的人则不管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意孤行,即使祥瑞征兆出现,也不知把握利用,直至转福为祸。所以,历史的创造者,一定要遵从历史规律,谨慎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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