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陷入分裂割据状态。经历了三国鼎立之后，曾出现了西晋的短暂统一，然而不久这种统一就被更加严重的混乱与割据所代替。自东汉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族杂居的局面。晋八王之乱，各族乘机掀起大规模的反晋战争，迫使晋室东移江左，史称东晋；而在广大的北方地区进入“五胡十六国”混战、割据时期。“大一统”政治不复存在，政权割据与各族混战的现实，使正统之争和“华夷之辨”突出，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分裂时期的思想特点。
“正统”，在这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它源于《公羊传》“君子居大正”、“王者大一统”，简称“正统”。统一天下、一脉相承的政权被称为正统，反之则被斥为“闰统”或“僭窃”。“大一统”思想确立于汉。按照这种理论，汉为尧后，历虞、夏、商、周，而又复归于作为尧后的刘汉；汉是“继尧运”而建帝业，因而是无可争辩的正统王朝。东汉以后，统一的帝国分裂，“大一统”已不存在，而“大一统”的思想却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信念。现实非一统而理念上一统，于是便强调正统，保持精神上的“大一统”。正统政权在精神上就成为天下一统之所在，即天下一统于这个被尊为正统的政权。。
按照“大一统”理论，“华”、“夷”是可变换的，而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是文化。这个文化在当时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华夏”，不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夷狄”；“夷狄”可进而为“华夏”，“华夏”亦可能退而为“夷狄”。因此“大一统”思想很容易为陆续内迁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并用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在族源上与汉族认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在境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并加入了正统之争。
南北朝时期虽然在政治上还暂时对峙，但在理念上却是统一的。人们并不因政权建立者族属的不同而相互排斥，而是在文化的标准下取得认同。这说明了“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变作无比的精神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它那巨大的凝聚作用。例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作为一部地理著作，却放射出“大一统”思想的光彩。作者郦道元生活在一个南北朝对立分裂的年代里，但并没有为现实的政治格局所限制，出现在他的笔下的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全貌。“一个生来就从未见到过统一祖国的人，而却要从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疆域作为他的写作范围，这也只能说明他是如何向往着统一的祖国。”③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充分说明，无论现实政治是怎样的分裂、对立，在人们的心中，祖国永远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企盼结束分裂、渴望祖国的统一由精神变为现实。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这种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边疆各民族，特别是入居中原后的各族，通过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的接触、交流乃至融合，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了许多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并立的政权，并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展开兼并、统一战争，使北方地区走向统一。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不断提高，特别是北魏的汉化，使南北文化差异逐渐消失。在此基础上，隋实现统一。继隋而起的唐朝巩固了前朝的统一，并有所开拓与发展。唐帝国空前统一，“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郡县”，④“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加强，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⑤的历史壮观。隋唐是“大一统”实现的时代，统一而稳固的疆域使“大一统”思想更进一步深入人心，人们无不以“一统”为常，而以分裂为变。
宋代的现实是辽／金、夏压境，一统无存，宋人于是强调“正统”，从宋朝的利益出发，千方百计来论证宋朝在政权并立中的正统地位，以表明宋室天下一统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辽、西夏、金积极推行汉化与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辽统治者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以与中原的宋朝争正统。辽朝认同中华，将当时的辽宋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辽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继辽而起的金朝亦积极接受汉文化，以中华正统自居。金熙宗曾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⑥海陵王完颜亮则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⑦试图统一全国，建立真正的“大一统”。
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后的分裂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中华整体观念的加强。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在建立政权一统的同时，还建立文化思想方面的统一，实现真正的“大一统”。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颁《即位诏》于天下：“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⑧明确宣布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的局面。次月，即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建元中统，诏告天下：“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⑨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诏告天下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⑩忽必烈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进一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再单是蒙古民族的国家，而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元王朝巩固并扩大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加强了版图内的统治和管理。
明以“华夷之辨”作为号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1）的口号。但当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之后，明帝开始强调正统，一变而称“华夷一家”，强调“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12）这固然是明朝统治者出于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统治的政治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说明，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这个民族大熔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 (责任编辑：admin)
|